长期封禁的社区生活，反复不定的病情
给疫情后的心理重建和援助增加了难度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4月4日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一名市民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往长江中抛洒鲜花，以示哀悼。图/IC
后疫情时代的心理援助
已经是下午四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前仍然排起了长队。这是4月5日，从大年初三开始，中心的门诊一直没有停过，每次提前一个星期放号，常常是早上几分钟就抢光了。该中心主任、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组长刘忠纯介绍，下周还将再增加一个专家门诊。
“阶段性的急性处理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的两周，我们要下沉到社区，这是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重点。后期干预需要政府的主导，也需要整合社会力量，单靠我们是不够的。”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相比于SARS和汶川大地震，此次的心理救助更加组织化，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冠肺炎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在空间和时间范围方面都更深更广，长期封禁的社区生活，反复不定的病情，都给心理的重建和援助增加了难度。
清明公祭是社会心理的节点
在心理咨询师杜洺君的印象里，2月7日是具有关键性的节点。这一天，李文亮医生去世，社会情绪达到一个峰值。当时疫情处于最严重的时期，不同群体的心弦都紧绷着，恐慌焦虑、抑郁烦闷，以及愤怒和疑惑，都很常见。从封城的1月23日到2月5日的14天里，心理热线共接到了510个电话。
第二个具有节点性意义的时间是4月4日的公祭日。单从数量上看，咨询热线的压力在逐渐降低。3月的前10天，接到了285次，平均不到30次。而到了4月初，每天接到的电话降到了20次，相当于高峰期的一半。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封禁，清明公祭抚慰了很多民众的心理，让长久得不到回应的公共情绪有了纾解的回音。“这是一个分界线，它给整个的社会心理一个很好的稳定剂，再到个人去承担家庭和个体的悲伤时，就会有较好的疏导作用。”杜洺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是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秘书长，在武汉封城当天组织开设了湖北心理热线，是湖北心协参与心理热线的首批心理咨询师之一。
武汉已经进入到后疫情时期。如果说前期的援助以心理危机干预为主，后期的重点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哀伤反应治疗。康复患者、逝者家属，以及医护人员，这些特殊人群的心理治疗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在杜洺君看来，个体有内在的支持系统，社会也有外在的支持系统。当个体的心理防线崩溃的时候，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精神堤坝。有时候，心理咨询师需要激发个体的内在潜能，但这需要社会的更多系统支持，包括政府、社区和社会力量。而在4月8日解封前后，武汉正逐步恢复，只是小区的管控仍然严格，心理的解封相对缓慢。
幸存者的愧疚与哀伤
整整一个月后，李建国才得知儿子去世的消息。疫情发生之前，儿子结过一次婚，离婚后带着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在李建国的印象中，儿子身体很好，从没生过什么病，感染新冠肺炎后，觉得肯定能扛过去。
李建国将孙女和老伴隔离开来，独自照顾儿子，结果也感染了。两人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病房，李建国在五楼，儿子在十一楼。最后一次联系，是儿子病重时的一通电话，觉得快不行了，让父亲赶快上来。然而他不能上去。儿子住院的时候，留的是李建国老伴的电话，也是她首先得知了儿子去世的消息。
当时李建国仍然处于病重状态，老伴忍着悲痛，决定先不告诉他。一个月后，李建国康复过来，得知儿子已经去世的消息，一个人躲在洗手间的墙根下大哭。他先是感到愤怒，觉得家人不应该瞒着自己，后来理解了他们的决定。从医院转到康复驿站的时候，车子经过自己的家附近，他还是没有控制住，泪如雨下。
3月31日，李建国14天隔离期满，次日就要回到家里。心理咨询师杜洺君到康复驿站所在的公寓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是杜洺君团队为李建国所做的第二次心理危机干预，他们聊了一个小时。李建国吐露自己的担忧，不知道自己回家看到儿子生前的东西，能不能扛得住。
在杜洺君和团队成员进行心理援助的过程中，新冠逝者的家属被称作失亲者，而更特殊的是李建国这样，亲属之间相互感染，一方去世，另一方活了下来。“幸存者心里会有愧疚和自责，觉得没有照顾好对方。特别是老年人，恨不得说该死的是我，不是你。”杜洺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建国今年七十岁，儿子刚刚四十岁，孙女不到十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让他感到痛苦。死亡突然被推到人们的面前，杜洺君说着，做出向前的手势。对于很多逝者家属来说，脑海中的最后印象不是临终的正式告别，而是最后一通来自重症病房的电话，或者是120转运到医院的那一次挥手。
死亡变成了一则突然传来的消息。很多家属因此一开始拒绝承认亲人逝去的事实，或者并不表露自己的悲伤。杜洺君介绍说，心理干预的第一步是引导失亲者接受事实，宣泄情绪，其次是厘清责任，澄清那些愧疚。
10%的医护人员会留下心理创伤
最近，经常有认识的医生朋友来找刘忠纯，咨询心理问题，这几天就有好几起。随着武汉疫情几近收尾，很多医护人员有了休整的机会，重担一下子挪走，种种心理问题却随之而来，即使休息也无法缓解。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一部分人出现了PTSD的后续症状。他们经历了内心的振荡，在时间过去很久之后仍然会突然惊醒。“我们身体里有去甲肾上腺素，在疫情高峰时产生了一种亢奋感，跟打了鸡血一样，医护群体没有退路，只能顶上去，但是这种亢奋的状态是不可持久的，经过了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需要及时休整，否则就跟弹簧一样，失去了弹性限度，就恢复不了了，就算休息，也还是觉得累。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职业耗竭（burnout）。”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疫情暴发以来，刘忠纯跟全国各地的学术同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已经合作了多篇文章，发表在国外的专业期刊上，将已有的武汉经验分享给国内外的医学同行。
他们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1257名来自湖北本地和外省的医护人员进行了调查统计，总结了常见的心理症状，包括压力过大（50.4%）、焦虑（44.6%）、失眠（34.0%）和心理困扰（71.0%）等等。其中，武汉本地医护人员相对更容易出现心理压力，而女性和中级职称的医护群体面临的压力更大。
压力的来源是多重的。每天看到大量的死亡病例，很容易造成一种失控感。不断扩散的病毒延伸到了对自身的担忧，以及家人的安危。再加上工作环境和内容的临时性变化，以及隔离的状态，这些都成为了心理问题的源头，需要进行及时的危机干预，否则可能变成遗留问题，在疫情结束之后反复出现。
李奇光来自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心身医学科，是陕西首批心理援助医疗队成员。2月24日，他随队来到武汉，被分配到武昌医院。
一般的医疗队针对的主要还是病人群体的心理需求，但李奇光和他的团队将2/3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武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身上。他仍然记得，当时武昌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压力非常大，情绪也都很不好。
每天下午和晚上，李奇光和同事们在武昌医院的定点酒店接待已经下班的医生和护士，那时候人多一些。5人的心理援助团队配备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一起进行医护群体的心理危机干预。首先是精神科医生接诊，对严重程度进行初步的判断，然后转给心理治疗师，讨论具体的治疗方式。
一般的危机干预需要10到12次的疗程，但在当下的特殊时期，时间有限，治疗被缩短到3到5次。相比于医生，更常见的是护理团队的心理需求，基本都是女性。她们每天需要应对繁琐的工作，目睹了大量的死亡。
回归社会的心理关口
社区成为了刘忠纯最近关注的重点。由专业的精神科医师作为督导，对心理咨询师进行培训，再由心理咨询师进驻到各个不同的社区，对居民和康复患者进行心理疏导，这种模式目前正在武昌区的13个街道开展，并计划向其他区域推广。
“最了解情况的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在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咨询师坐在那里不一定有人来找你，需要社工的帮助。”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康复患者自己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无法及时疏导，可能会在以后反复出现。
上个星期，杜洺君在一所康复驿站进行心理咨询，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长得很壮，但有着明显的PTSD症状。尽管病情逐渐康复，但他变得易怒，出现了暴力倾向，折磨周围的人，也折磨自己，最难受的时候，把腮帮都咬烂了。
过去的一些片段时常在他的脑海里闪回。他说自己死过三次了。第一次是感染初期，他的症状突然加重，吐血，被120急救车送到医院，但到了医院没有床位，只能躺在地上。他的母亲奋力地捶住院部的门。他不忍心，最后咬紧牙，撑着站起来，跟母亲一起回家了。
后来去门诊打针，没打两下，血都漏出来了，这些景象印在了他的心里。住院之后，他原以为自己最多只能活两天，但最终还是挺过了过来。但患病后的那些艰难时刻，却总不时地在脑海里闪回，挥之不去。
杜洺君给这位康复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的时候，首先跟他确认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这些症状是暂时的，属于阶段性的状态；其次，这些情绪的确是应该发泄的，但在宣泄的同时，也要保证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更为普遍的，是很多患者都对重新回到生活正轨有一种恐慌感。刘忠纯跟一些患者和基层管理人员沟通过，有一部分康复了的患者不愿意回去，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歧视，周围的邻居会紧张，或者担心复阳，影响家里人的健康。还有少数康复患者准备回家，但是家里人不太愿意接。对于新冠病毒的认知仍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这给心理疏导增加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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