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局副局长到乡村教育实干家：她说应对分数焦虑，从不为孩子预设目标开始

看点 “双减”政策公布之初，曾引起诸多讨论：补习少了，孩子的学习质量怎么保证？仅凭学校教育，孩子如何进入名校？在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常务学术委员蒋莉看来，只要家长与老师们仍抱着“为孩子预设道路”的想法来育儿，那焦虑就难以避免。唯有转变这一观念，学会尊重与关爱孩子，才能解开焦虑的思想枷锁，真正做到让孩子自由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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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Luna 编丨Travis
随着“双减”政策的推进，各地都陆续公布了自己的部署计划，包括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作业、课后服务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还要规范线上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减轻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
而对于家长来说，“双减”意味着以后可选的课外补习少了，而学校教育能否保证孩子学好考好，是最让人担心的。
在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常务学术委员蒋莉看来，这种焦虑大多数是来自“为孩子预设道路”的想法。而“双减”政策的推进，也正是大家转变教育思想的时候。

蒋莉
蒋莉的教育从业经历颇为传奇：
29岁出任胜利小学校长，一手创办崇文实验学校，两者都是杭州名校；
还当过杭州上城区教育局局长、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辞去教育局的职务后，她发起农村小规模学校改造，并且牵头改造了最美乡村小学富文乡中心小学。
当时，有人提出“百人以下的乡村学校原则上都应该撤并”，但蒋莉认为，如果撤并后农村孩子要走更远的路去上学，那只会增加他们的教育成本。
为了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优质的教育，她着手进行农村小规模学校改造。
在富文乡中心小学，她和姜蔚颖校长一起，改建校舍，添置教具，又给老师们办教学讲座，还和崇文实验学校结对。最终，这里成为了22个老师和135个孩子共同的家园。

富文乡中心小学
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蒋莉深感为孩子着想，从孩子出发的教育理念有多重要，也正是因此，她从儿童哲学中找到了当下一系列教育迷思的答案。
儿童哲学看似高深，其实其最根本的立足点便是儿童本身的需求——鼓励他们思考，唤醒他们的潜能，而不是直接灌输。
而对于学校和家长来说，儿童哲学更多地也带来了一种教育观念上的思考和升华——当我们为孩子忧虑成绩和未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他们自由成长的需求？是不是忽略了他们最需要的充满关爱的生活环境？

打破焦虑，从不为孩子预设目标做起
其实，对于分数的焦虑在“双减”政策前就一直存在：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升学非常重视；刷题、提分更是许多家长给孩子报补习班的期望。
而“双减”政策之所以会让很多人感到更加焦虑，最主要的还是两点：
其一，是许多老师和家长对孩子的人生规划只有升学这一条路径。
古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许多人心中，幸福生活往往也和名校毕业、高薪工作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而要进入名校，就必须在高考，甚至中考中靠高分胜出。
当学校教育存在客观差距，以及补习风气盛行的情况下，通过课外补习来提高孩子的分数上一个好学校，是自然的选择。

其二，是对教育的认识比较单一。
对名校的渴望，影响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家长、老师、学校。这就导致人们对教育的评价往往都会落在名校录取率、分数、排名，这些代表“优秀”的指标上，反而忽略了孩子其他方面的能力。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双减”政策对无止尽的补习班喊停后，一大波“分数焦虑”又集中爆发了一次，争论的焦点还是围绕着成绩：学校教得不好，教得不够怎么办？孩子课后需要额外的辅导，能找谁？
在蒋莉看来，其实这些忧虑都源于无处不在的比较，建立在“比较”与“排名”之上的评价体系，让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追逐分数和名次。
“我们评价一个人成功不成功，一直都是靠和别人的比较得出结论的。所以，我们忽略了个体，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体验、他的感受、他的思想。”
只要有排名，有人领先，就会有人落后，而我们给予落后者的只有否定。看不到孩子自身的成长，只从比较中去评判他们的学习，这完全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在今年举办的“2021中国儿童哲学教育夏季论坛”上，蒋莉还从儿童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
她借用牛津大学心理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教授艾莉森·高普尼克在著作《园丁与木匠》中的比喻，也许很多人在养育孩子时是想要做园丁的，但实际却成为了木匠。
园丁看幼苗，心中期待他们成长成自己的模样；而木匠看幼苗，看的是他们能成什么样的材，一旦偏离了预定的计划，木匠就会觉得难受。
而家长和老师对孩子“考学校”与“找好工作”的期盼，又何尝不是在帮他们预设目标？当孩子没获得理想的分数，没考上理想的学校，家长的焦虑与担心不正是木匠的心理吗？
就像书中写的那样，“园艺是危险的，甚至经常令人心碎。每个园丁都体验过最有希望长好的幼苗意外枯萎的痛苦。唯一不存在这种风险、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花园，是由塑料花和尼龙草皮制成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化解这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一个园丁，不要给孩子设定各种目标。
蒋莉劝解道：“不要老觉得一节课少做了10分钟的作业，就浪费时间了。应该把大量的时间拿来进行对话，让孩子进行探究，这也是在滋养他的人格体系。”

孩子们的思考值得被听见
这次的“双减”政策，虽然在课外补习上做了“减法”，但是学校教育方面却要做“加法”。比如要更科学合理地布置作业的量与类型，还有要开展多样化的课后服务，满足孩子们的不同需求。
在蒋莉看来，教育本就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个维度共同运作的整体。
学校教育是学科教育的重要阵地，而家庭教育则偏重孩子心灵的成长。但当下，家庭教育过多干涉到孩子的学科学习中去，也是教育内卷滋养出的怪相之一了。
“双减”政策也给了学校一个信息，打铁还需自身硬，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减少孩子需要课外补习的要求是学校教育的理想状态。
虽然，提高教学质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学校教学质量的评判也存在着客观差异，但是提高教学质量并非不可能。
蒋莉牵头改造的富文乡中心小学就是这样的例子。
在许多人看来，乡村小学地处偏远，师资不强，教学资源也不如城市，教育改革是难上加难。
蒋莉却说：“我们对教育还有很多误解，总是认为考试成绩好的，培养出来的学生能考高分，这样的教育才是先进的。当教育停留在掐尖的时候，大家眼中总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公平。”

富文乡中心小学
蒋莉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为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
为此，富文乡中心小学改造了校舍，三面墙装上可以写字的白板，孩子们想讨论什么，就能写上去。学校还对接了许多校外资源，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多英文交流机会，学校让孩子与外教线上连线，原本不敢说的孩子，也慢慢变得敢想、敢说、敢表达了。
最重要的，还是提高老师自身的素质。
富文乡中心小学一方面给老师们提供了许多和教育专家、同行们交流的机会，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也给了老师很多教学上的主动权，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灵活地教授内容。
蒋莉坚信，最好的资源就是孩子能够接触到的资源。“名师当然是公认的好老师，但那些好老师没办法到我们的孩子身边来，我们孩子的好老师就是学校的老师。”
在课堂交流方面，蒋莉还强调老师应该尊重孩子的智慧天赋，鼓励他们多思考，通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新知识，而不是直接灌输。
这也正是儿童哲学的本义——孩子虽然缺乏生活经验，但并不缺少探寻和思考的能力，教育做的就是唤醒和召唤。

富文乡中心小学
在这次的中国儿童哲学教育夏季论坛上，浙江大学幼儿园实验园的何平老师就带来了公开课，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看绘本《我的邻居是坏蛋》。
在阅读的过程中，何平老师不断追问孩子们“你们觉得坏人都是什么样的？”“穿黑衣服的就一定是坏人吗？”“你们觉得邻居是坏人吗？”
尚在幼儿园年纪的孩子们，一开始的回答或许都很稚嫩，但是在一问一答中，他们在不断地思考。
在回忆自己的日常生活后，结合绘本的情节，孩子们渐渐得出了结论：“好人也会穿黑衣服”“晚上出门的也不一定都是坏人”“邻居是做好事被误会了”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的学习来自于自主的思考，而非被直接灌输世界观，这或许能够让他们此后也能养成思考的习惯。

蒋莉说：“我们的课程教学其实是由成年人，由专家们设定好的。围绕一定的目标，因而有了教材，有了课程，有学科和非学科的区别，有了课程表。
但是，谁能非常肯定地说，孩子一定是到一年级才学习识字，到二年级学习写一句话，到三、五年级的时候才能写一篇作文？”
经过多年教育工作的积累，蒋莉眼中的孩子，是自由生长的，更是各具特色的。这种个人特色往往就源于孩子们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事物尚不成熟的思考。
如果老师们只顾着教会孩子知识，直接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做，却很少去问问孩子们自己的想法，那这样的教育就不是站在儿童立场的。
去倾听孩子的声音，鼓励他们思考，这是教育者向理想教育接近的必然要求。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教育的改变也不是靠一份文件，一次培训，一次分享就能改变的。这其中需要每一位教育者长久的修炼，通过老师影响老师，通过老师再去感染家长。

孩子在家中更应该自由地生活
在“双减”之后，许多家长的另一个疑惑在于自身在教育中的定位。
蒋莉仍然从儿童哲学中给出了答案，家长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功利的观念。不少人都有这样一条逻辑：如果孩子将来想有个好工作，就要上好大学，反推回去，就要上优秀中学、优秀小学。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蒋莉指出，好大学并不能保证孩子就有好工作，其次，孩子的生活幸福与否也不是靠工作来衡量的。
衡量一个人成功和幸福的标准有很多。如果家长期盼的是孩子能在学术上一鸣惊人，恐怕也不是补习班能够做到的。就算是天才辈出的那些少年班，最后能获得巨大学术成就的人也不多。何况，许多家长对孩子今后的期望，或许并不在学术成就上。

“这是值得每个家长去思考的问题，”蒋莉说，“什么叫幸福？幸福和快乐的形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但有的人觉得骑自行车出去玩也可以很快乐。”
最简单的，家长可以先从改变自己的金钱观说起，不要做势利的人。
蒋莉举了个很接地气的例子：
有些父母很势利，对家族里的穷亲戚爱答不理，对富亲戚奉承巴结，有时还要送礼。
其实孩子是很懂这背后的两种态度的，他们也会害怕成为那个被人看不起的“穷亲戚”，这反而可能会滋生出自卑的心态。
比如他们刚进入社会，总会觉得自己没钱，无论是社交，还是恋爱，都会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反而因此处处碰壁。
“与其让孩子感受到不如别人有钱的痛苦，不如身体力行地告诉他们，利用已有的财富，也能过得开心。”
而分数、学习，其实和金钱也有类似之处。当金钱不能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的时候，难道分数就可以吗？

为孩子提供一个自由、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不要事事都和成绩联系到一起，就是家长能够做的第二件事。
蒋莉很不赞成家长一味地将孩子送去补习，她的女儿就从来没有上过一个完整的补习班。
虽然蒋莉曾经做过八年的小学数学教研员，但她女儿在读小学四年级时，数学并不太好。即便家人都想着让她辅导女儿数学，但蒋莉还是只留给女儿一位在学校内任职的数学老师的电话，让女儿有问题就请教老师。
哪怕是到了初中和高中，蒋莉给女儿的建议也是多和老师聊聊天，找找思路，而不是去补习班。
“高考不会因为你家一个孩子就取消，家长与其操心考试，不如多想想，自己是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此外，蒋莉相信，养育孩子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更是如此，无论如何都需要抽出时间和孩子相处。
在养育女儿时，不论工作多忙，蒋莉夫妇在双休日都会带孩子出门玩，哪怕只是去公园走走。家中还常备野餐巾，有时也会约上三两户同学家庭，一起出门野餐。
也因为这个习惯，蒋莉的女儿从小就喜欢上了生物。如今也顺利入读美国排名前三的医学院就读，继续自己热爱的事业。

蒋莉
现在，蒋莉又开始帮着养育外孙，和很多家长不一样的是，她完全不在意外孙的双语学习，也从没想过要外孙从小就会说英文和中文，在家里大家都只和小外孙说中文。
蒋莉的想法也得到了医生的支持，孩子在长大后自然会在生活环境中提高语言能力。
减负的话题已经被提了很多年，但有时，比起给孩子们减负，或许家长和老师们的教育理念更需要“减负”。如果不能挣脱“好分数=好学校=好生活”的逻辑枷锁，那减负带来的或许更多还是焦虑。
而如果用儿童哲学的方式去思考教育，从孩子自身的成长需求出发，那么教育便会成为一次充满惊喜的旅行，因为孩子会成长为他们最自然和幸福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