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济南公安 针对“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进行通报：有2人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此次通报对部分事件细节进行了还原。但同时，有网友发现，一些通报内容与此前女员工的爆料内容不完全一致，并疑惑：女方为何主动联系客户张某来房间？女方爆料与警方通报关于避孕套和内裤的说法不一，是否影响犯罪本身？
对此，中新网采访了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郑飞、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宇鹏。
内裤、避孕套疑云：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有何分别？
女方提到，28日醒来在床头柜看到塑料膜拆封过的避孕套，并称入住时没有避孕套。而在警方通报中，28日7时14分，周某与客户张某联系，告知其房间号码，张某从家中带来一盒未开封的避孕套，敲门而入对其实施了强制猥亵，并带走其内裤。且避孕套未拆封。
问：强制猥亵的立案标准是什么？和强奸罪有何不同？
郑飞：强制猥亵、侮辱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行为。具体来说，猥亵行为就是除了男性对女性的奸淫行为以外的，能够满足性欲和性刺激的，有伤风化、损害他人的性心理、性观念，有碍他人身心健康的性侵犯行为。比如强行脱光他人衣裤，强行与他人接吻、搂抱等行为。
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存在主体、客体、主观故意等方面的区别，同时强奸罪是强制猥亵罪的特别法条，在男性对女性实施的强奸行为中一定会触及猥亵行为。
涉及到男性对女性实施的行为是强奸还是猥亵，首先不能将强奸和猥亵完全对立。
一种理解是，根据男性有无“奸淫”的目的，来确定是适用一般法还是特别法。若有则是强奸，若没有则是猥亵。若是强奸，则根据有没有完成插入和结合，来判断是否既遂。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这一路径认定成立强奸罪时，所判处的刑罚不得低于按照普通法条（也就是强制猥亵罪法条）规定应当判处的刑罚。
还有一种判断方法，是根据想象竞合从一重罪，来决定嫌疑人触犯的罪名。
问：7月27日晚，王某文购买过避孕套，次日张某也带来避孕套。二人这一行为能否说明什么？
郑飞：在本案中，从目前的证据来看，还没有找到已经实施了强奸行为的明确证据。但是以“强制猥亵”定性，则需要王某文与张某完全没有“奸淫”的目的，也就是嫌疑人自始至终都不想和被害人性交。
从二嫌疑人买避孕套和携带避孕套的行为来看，正常情况下，一般可以推测二嫌疑人具有“奸淫”目的。
问：有人疑问，带走内裤这一行为是否属于销毁证据？
郑飞：按经验推断，张某在被害人房间停留将近两小时，离开的时候带走了内裤，确实有可能是在销毁强奸的证据，但也可能存在其他可能性。
因此，目前来看，还不能直接认定张某带走内裤是为了毁灭强奸的证据，也不能以此倒推出张某犯强奸罪的结论，需要结合更多的证据来认定。
“反转”了吗？
问：关于内裤和避孕套的说法不一，有网友认为“反转”了。那么，女方爆料属于什么性质？这种所谓反转是否影响犯罪本身的认定？
郑飞：女方爆料在未来的庭审中可以作为被害人陈述，是言词证据的一种。实践当中，仅凭言词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这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大原则。具体问题应当在法庭上经举证质证后，由法官进行认定。
张宇鹏：一般来说，被害人陈述的事实应当客观准确。但被害人在陈述事实的基础上通常会带有自己的推测和主观意见，不能苛求被害人像司法机关一样客观准确。此外，周某在被侵害时处于醉酒状态，也会影响其认识和判断。
公安机关通报显示，王某文、张某的行为已经涉嫌强制猥亵罪，排除了王某文涉嫌强奸罪的嫌疑，这一通报应当是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结果。周某爆料的内容虽然与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不完全一致，但不一致的点是集中在王某文是否涉嫌强奸罪的证据上，不影响王某文涉嫌强制猥亵的认定。
关于张某28日的强制猥亵行为，公安机关通报中，周某系在28日上午主动联系张某，并告知了张某房间号码。双方联系的内容并未通报，张某在酒店的行为是否构成强制猥亵罪，我想还有待于公安机关进一步的侦查。
问：酒醉的情况下，周某在电话里同意王某文进其房间，这算同意吗？酒店是否存在疏忽？
张宇鹏：刑事法律上，当事人对于其醉酒状态下的行为仍然要承担责任，周某在电话中同意王某文进入其房间，应视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酒店前台是在征求周某的意见后，给王某文办理了房卡，不需要承担责任。
郑飞：这种情况酒店存在的疏忽确实较小。不过，即便被害人在电话里同意王某文进入其房间，也不能算作是关于性行为的同意。
警方通报称，7月28日上午，周某联系客户张某来房间后，被强制猥亵。而在中午报警时，周某已退房，入住房间已被打扫。而在第一次报警时，被举报对象仅有上司王某文。
问：退房打扫房间后报警，是否不利于证据的收集？遭受强制猥亵后，最合理的做法是什么？
郑飞：肯定不利于证据的收集。案发后，应该在第一时间报警，并保留相关证据，以免影响警方调查取证。被害人醒来后的一系列举动，也存在较多疑点和与常理不相符的地方。但这并不影响7月27日晚，被害人呕吐后回到包间时张某猥亵行为的认定。
另外，关于张某在7月28日是否实施了第二次猥亵行为，抑或是强奸行为，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任何公开的关键证据。一般在审判过程中，根据案发后被害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常理，确实可以推断出被害人的部分心理状态，从而影响犯罪的认定。
张宇鹏：被害人发现自己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被侵害后，应当第一时间报警，以便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但对于强制猥亵罪等性侵害罪名，很多被害人出于名誉、羞愧等原因，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在经思考或者与家人、朋友商量后才鼓起勇气报警。本案中周某没有第一时间报警，也可能是出于这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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