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本凉基于“人种”的解读：日本战败后为何不痛恨美国占领者？

毋庸讳言，1945年日本战败给日本的人种意识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场“力量”对比下的胜败清晰地发生在众人面前，日本史无前例地迎来了被异人种占领的时代。将近20万占领军进驻日本，意味着许多从未见过外国人的日本人得以在日本国内看见白人和黑人，目睹人种之间的差异。并且，占领军除了在人种上与日本人不同以外，还是胜者、支配者。在战后占领期，日本人的人种意识并非仅仅是美国人与日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蒙古人种的二元对立，胜者与败者、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围绕“力量”的明确关系就此成立并交错其中。在这样的绝对权力关系下，日本人又形成了怎样的人种意识？“玉音放送”之泪1945年8月15日正午，当收音机里传来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声音（史称“玉音放送”）时，无数日本人泪流满面、匍匐在地。他们的泪水饱含怎样的感情？日本战败经由昭和天皇的声音传达出来，这其中可能伴随懊悔、羞耻等情绪。另外，自从日本军部主导开战以来，“牺牲”两字已无法道尽众多日本人持续遭到的伤害，他们不得不忍受衣食住行的全面匮乏，对他们来说，尽管“战败”是心情上难以接受的事情，却让他们从生理上感到无比安心。在日语中，日本战败的正式表述是“终战”而非“败战”。“终战”源自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笔者认为，由于日本政府在国家存续的情况下接受波茨坦公告，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余地，故而“终战”这个将“败战”色彩暧昧化的词语得到了采用。据津田左右吉回忆，当他于8月9日得知苏联对日宣战时，他“又一次控制不住地思考政府要把日本怎样”。而在8月15日这一天，当他听到“玉音放送”之际，他“有些心神恍惚，紧接着头脑清醒起来，第一个反应是松了一口气。真好，日本不用灭亡了。然后，日本的悲惨可鄙之态头一次清晰地浮现在自己的眼前”。津田左右吉想要用自己的大脑理解8月15日的日本战败，其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是“日本的悲惨可鄙之态”，然而在此之前，他首先“松了一口气”，因为“日本不用灭亡了”。此外，椎名麟三是在大街上和众人一起听到“玉音放送”的。他回顾道：“大家都哭了。也不知道是因为解脱感太过强烈，还是因为太过悲伤，反正都哭了。我想，真好啊。我没法清晰地解释自己的情绪，但这不是解脱感。就好像某个沉重的东西从自己的身体卸下，既不觉得多么感动，也没尝到多少解脱感，我只是奇怪地看着众人哭泣。”对于“玉音放送”传达出来的战败消息，他的反应甚至可以说是无动于衷。当时的人们受到军部的各种压抑和强制，不得不养成战时的“习性”，而且战时的异常状态导致他们精神上的麻痹，这些因素可能都造成了他的无动于衷。事实上，据梅崎春生言，当时“还是存在一种氛围，人们害怕把解脱感直率地表露到脸上”。武田泰淳也说：“确实如此，要是一下子表露出来就糟了。或许大家已经在心里不由地笑起来了。”他和梅崎春生一样，都认为战败的那一刻，人们的内心确实感到解脱。考虑到战争期间的异常状态，无论结局是何种形式，可能没有人不会从生理上体会到“解脱感”。另外，德川梦声回顾自己在战争末期的精神状态道：即使是我们，在轰炸初期尚还同情遭受灾害的人们，情绪非常激动，然而临近终战之时，就算认识的人被炸死了，也可以说是没什么感觉了。纵使大火烧到附近的街道，只要没烧到自己所在的街道，就已足够庆幸。不能将这种心境一概归结为利己。毕竟，就连自己的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烧毁，就连自己的性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夺走，这种状态一旦持续下去，人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远藤周作也在《黄种人》（1955）中描述了战争末期的情形，“在死亡人数过多的今天，我甚至觉得人们的死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另外，吉行淳之介曾在大轰炸发生时头顶坐垫眺望天上的B29轰炸机。他说：“总觉得B29特别漂亮。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果然不怎么正常，觉得什么都无所谓，炸弹不会炸到自己身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北杜夫评论道：“有点像愚蠢的乐天主义呢！”战争末期，美军对日本本土展开无差别轰炸，导致非战斗人员的死亡人数激增，当时的人们正处于濒临饿死、苦苦挣扎的状态。笔者的祖母（1922年出生于东京）亲身经历过东京大轰炸。当我向她问及当时的经历时，她说：“至今我还记得远处的火光燃烧得特别漂亮。”从她当时的反应可以看出她的感觉已经麻木了，这正是吉行淳之介和北杜夫描述的状态。2013年5月12日，笔者对祖母的询问。因此，从椎名麟三的“无动于衷”和难以言表的感情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处境是如何异常，他们的精神状态又是如何不同寻常。日本境内化为焦土并不仅仅因为美军的轰炸，日本军部和行政机构也曾强制性地开展疏散工作，破坏建筑及住宅等。人们除了被美军攻击以外，还不得不承受日本军部及政府直接造成的损害。总之，在战争末期，许多日本人经历的时光里充斥着对军部和政府的厌恶与怀疑、饥饿和过劳导致的疲惫、与死亡为邻的恐惧和达观、精神上的麻痹，一切都只是连续不断走向毁灭的瞬间。耀眼故而在日本刚刚战败之时，日本人已经没有余力对美国抱有敌意等情绪。同时，由于当时的日本人怀疑并且看破了政府，对日本军部也颇为反感、厌恶，他们没剩下多少气力敌视美军。毫无疑问，战败就是日本的投降，但是它也意味着无数个体能从悲惨、困窘及死亡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正因如此，占领军的存在还意味着希望。日本被美国占领期间，日本人迅速产生亲美感情。对此，政治评论家、作家户川猪佐武指出：“在美军看来，这是衣食供给政策，以及美军出人意料地保持军纪所带来的效果。可是在日方看来，反军厌战之情已经导致仇恨敌人的情绪消失。”1945年2月17日，德川梦声在其日记中描述了女儿们的样子，“从年轻女性身上很难看到憎恶美国人的情绪。就连我们自己也还没达到憎恶美国人的地步，女儿们的情况更是如此”。至少在普通民众中间，诸如“美英畜生”等仇恨心理并未完全渗透。此外，8月15日，当日本战败的消息传到大街小巷之时，德川梦声和邻居们立刻讨论起自己所住的杉并区将被哪方军队占领。邻居说：“反正不想被重庆的军队占领。”德川梦声回应道：“是呀，我也不想看到重庆的军队。不如让美军占领我们。”并且他在日记中写道：“既然是毛唐人（按：意指毛发浓密的外国人，是日本人对外国人特别是欧美人的蔑称），就让毛唐人来了结此事。虽然常说日本、支那是兄弟，然而这种情况下与其被亲人夺走财产，倒不如让其他人拿走，这样的话痛苦还要少些。或许是因为越是血缘相近，就越是厌恶。”从德川梦声的身上同样看不到对“美英畜生”的咒骂。对于本应同属一个人种的中国人，他却根深蒂固地认为：“越是血缘相近，就越是厌恶。”这种情绪不如说是日本人自我厌恶的投影。其实大约两周以后，也就是8月29日，德川梦声写道，无论是坐电车还是穿行于街头巷尾，“这段日子以来，日本人都变得灰头土脸”，“和黑猩猩一个模子的老头，面容像虫子一般的产业战士，乌头鱼一样的老婆，横看竖看，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缺乏战胜国气质的脸蛋。我不禁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是劣等民族。……确实，通过这些脸蛋，我直观地感受到日本的战败”。身为日本人却觉得“日本人面目可憎”，尽管德川梦声也认为自己的言论极为放肆，却补充称：“‘日本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最好的’，我认为正是这种盲目的自信才把日本引至战败的深渊。”就连日本人自己也觉得，那种贫困、绝望到极点的战败国国民气象显著地表露在日本人的外貌上。8月30日，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乘坐的飞机在厚木机场着陆。日本人作为被占领的一方得知附近有美国占领军进驻，当然会感到不安和恐惧。麦克阿瑟抵达厚木基地这天，户川猪佐武记述道：“日本人的眼睛里含着不安与恐惧，其背面又暗藏着希望与期待的影子。”战败后不久，美国大兵乘坐吉普车进驻日本，他们的身姿实在太过耀眼。美国士兵大多身高远远超过日本人，他们体格健壮，举手投足看起来特别大气。战后占领期，占领军在日本有意识地开展阅兵式，他们把陆军机械化部队安排到前列，特意在日本人面前夸示自己压倒性的实力。如此这般，美国大兵乘坐吉普车的日常景观，以及机械化军队所象征的“实力”给予了日本人压倒性的冲击。当时，日本人口将近1亿，占领军则只有近20万人。虽然日本人基本上处于不抵抗的状态，但是从人数对比来看，占领军方面不可能不感到担忧。可以说，这就是美方对日本夸示自身“实力”的心理背景。再者，日本在被占领的同时还得到了大量的粮食，尽管这些粮食甚为粗劣，毫无疑问，它们是生命之粮。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日本人与进驻日本的美国人在现实中存在如此明显的落差，对此，作家日野启三表示，“战败后不久”，当他看到“乘坐吉普车而来的美国士兵的面色，以及黑市中‘好彩香烟’的鲜艳包装”，他不禁深切地认识到，日本“理所当然地失败了”。另外，丰田汽车公司最高顾问丰田英二曾在占领期前往美国。他的护照没有简单地标注“日本人”，而是用了长长的定语表述——“基于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号命令的日本人”，并且，人种一栏写为“蒙古人种”，他不禁深受“打击”，认识到自己明显没被“当成一个像样的人来对待”。与此相同，1950年吉见吉昭作为“GARIOA”（占领区政府救济基金）留学生前往美国。翌年他在美国取得驾照。驾照上的人种一栏标注着字母“Y”，表示黄种人（Yellow）。当时，丰田英二已过而立之年，他所遭受的“打击”想必并不仅仅源自护照上的“GHQ”（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下文简称GHQ）以及“蒙古人种”等字面上的标记。以战败为契机，人们在各种场合不得不面对占领军与日本人之间惨痛的差距和落差，这就是他所置身的时代背景。面对这样的差距和落差，人们的感性和态度或许会因年龄、阶层、地区、性别等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可是，众多日本人此前甚至从未遇见过外国人，而在这一时期，美国士兵的肉体、吉普车、粮食、物资、文化等一切的一切突然降临到日本这片废墟上，那种压倒性的耀眼夺目让日本人不得不承认，美国是胜者，日本是败者。“天皇与外人”占领军固然擅长在视觉上向日本人展示自己的权力，而对日本来说，1945年9月28日以来报纸上刊登的一张照片具有压倒性的影响，那就是麦克阿瑟与昭和天皇的合影。麦克阿瑟与昭和天皇这张照片不仅反映出了人种上的差异，而且其背景是绝对的权力关系。胜者与败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与人种差异纵横交错，同时又密切相关、互相影响，它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视觉信息，很快传遍整个国家。麦克阿瑟与昭和天皇的照片拍摄于1945年9月27日上午10时。当天，双方在美国大使馆进行了第一次会面。翌日，这张照片刊登在日本的报纸上。对于“天皇与外人并肩合影”一事，日本政府甚为惊愕，内相山崎岩当天深夜向《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三大报刊下达禁止销售处分。然而到了29日上午，GHQ却下达指令：“废除对新闻、通信自由的限制。”于是，9月30日以后，照片扩散到千家万户。在战后占领期，GHQ对不利于占领的信息进行了彻底的管制。与广岛、长崎原子弹有关的新闻一律禁止报道，占领军的恶行和暴行同样在禁止报道之列。多达20万名“混血儿”因为占领军的恶行和暴行而降生，相关信息同样没被公之于众。在GHQ的信息管制当中，昭和天皇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媒体。毕竟，美方过去就围绕帝国日本开展了调查，他们认识到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即天皇制和天皇的“现人神”地位等）是支持日本采取狂热信从行径（如偷袭珍珠港、特攻队等）的一大精神构造。关于天皇制的存废问题，美国国务院内部分为两派，一方是由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等日本问题专家组成的拥护派，另一方是由亲中派组成的反对派。而在反对派当中，有人认为昭和天皇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样罪恶滔天，理应处以绞刑。可是，麦克阿瑟的军事秘书兼亲信邦纳·费勒斯（Bonner Fellers）是日本通。费勒斯等人告诉麦克阿瑟，维持天皇制不仅有利于顺利占领日本，而且作为反苏、反共政策，它是最能发挥作用的手段。并且，麦克阿瑟自己也意识到了天皇制的实质价值和有效性。手心的颤抖不过，从日本战败到第一次会面期间，昭和天皇及其亲信、政府相关人士等都坐立不安，他们不知道天皇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因为对国家元首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界定，以及对天皇乃至天皇制的处分等一切决断权都由麦克阿瑟掌握。也正因此，日方人心惶惶，主动向美方提出会面的要求，想要打探一下情况。海军大将藤田尚德当时担任天皇侍从长。考虑到在正式会面前应提前拜访麦克阿瑟一次，9月20日早上，藤田尚德作为“陛下的使者”，头戴大礼帽，“郑重其事”地来到GHQ。早在藤田尚德上门拜访之前，日本宫内省和外务省的主管官员就已和GHQ碰头协商过。然而藤田尚德到达GHQ后没能立刻见到人，而是被迫等待了一阵。“再怎么卑贱也是陛下的使者”，这场等待令藤田“感到耻辱”。最终，双方经过交涉，昭和天皇拜访美国大使馆一事正式确定。1945年9月27日上午10时，昭和天皇抵达美国大使馆，出来迎接他的是麦克阿瑟的亲信邦纳·费勒斯准将和鲍尔斯大尉（Faubion Bowers），而麦克阿瑟则在走廊中间迎接。经年以后，鲍尔斯回顾道：“元帅用双手握住陛下颤抖的手，陛下则一边握手，一边深深地鞠躬，结果，握着的手都举到陛下的头顶了。”昭和天皇的手颤抖得厉害，就连麦克阿瑟身边的人都看得分明。尽管天皇颤抖的手正被麦克阿瑟双手握住，他却试图向对方行最敬礼。这其中固然有文化差异的成分，然而作为战败国的国家元首，面对能够处分自己并掌握日本命运的胜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他的举止理所当然且必然。握手后不久，双方移步到会客厅，那张合影就是在会客厅拍摄的。虽然从照片上看不出昭和天皇的手在颤抖，但是当摄影结束后厅内只剩下天皇、麦克阿瑟及麦克阿瑟的翻译奥村胜藏三人时，麦克阿瑟递给昭和天皇一根香烟，想要帮他点火，据说就是在这个时刻，他注意到了天皇的手在颤抖。不过，任何人都可以从合影中清晰地看到麦克阿瑟与昭和天皇太过明显的身体差异（身材高矮、体格大小）、服装中折射出来的上下关系，以及双方的精神状态——麦克阿瑟精神放松、昭和天皇僵立一旁。毋庸讳言，一方面，这张照片可以让任何人在一瞬间读取到诸多信息；另一方面，又给观者提供了依据各自立场进行解读的可能性。第二天后，昭和天皇和麦克阿瑟的合影扩散到各类新闻媒体。根据藤田尚德在其著作中的回顾，“元帅双手叉腰、神态闲适，陛下一身礼服、强整威仪，两相对照，总给人以败者陛下被胜者元帅压制的印象”，“可是我想补充的是，当时的气氛绝非如此”。他举例证明道，“麦克阿瑟元帅怀着敬意称呼‘陛下’（Your Majesty）”，然而据当时在场的翻译奥村胜藏回忆，他“从来没有听到”“陛下”这个称谓。关于这场会面，尽管众说纷纭，不过日方请求会面应该是为了免除对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以及继续维持天皇制。虽然昭和天皇在会面时向麦克阿瑟口头表述了自己的战争责任，但是很难断言他完全没有这种心思。特别是鉴于会面结束后昭和天皇的神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放心，或许是因为他自己从美方的应对中模糊地感觉到，他能对自身的处置结果和天皇制的维持抱有期待。对拥护心理的利用不管怎样，在此背景和过程下公开的照片收获颇丰，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国民的“转向”。GHQ通过维持天皇制顺利实现了对日本的占领，其意图和计划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换言之，昭和天皇的存在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GHQ一方面通过拥护昭和天皇的存在来获利，与此同时又否定了他的神格性，两种手段看似自相矛盾却完美契合，发挥了绝佳的效果。那么，围绕天皇的这两个自相矛盾的计划为何得以实现？第一，日方提出会面的要求，其主要目的是回避对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这不仅是天皇近臣、政界相关人员等精英阶层的主张，也是众多国民的殷切期盼，尽管他们从未亲眼见过天皇。而且，昭和天皇与麦克阿瑟的合影是在战败后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节点上公之于众，该事件暗示着天皇可能不会受到处罚，天皇制也将继续维持下去。听到“玉音放送”后的第二天，即8月16日，德川梦声首先想到的是，“麦克阿瑟来了以后就算仅停留一小段时间，都会凌驾于皇室之上，这件事让人怎么想都觉得难以忍受。如今，陛下忍下难忍之事发表了演说。虽然我们无论多么艰辛都要理所当然地忍受下去，可是唯有此事尤其痛苦难忍”。8月30日，麦克阿瑟乘坐的飞机在厚木机场着陆，与他同行的还有美军情报军官邦纳·费勒斯。费勒斯抵达日本后立即寻访大学时代好友渡边友梨的消息，并邀请渡边及其老师河井道来自己在美国大使馆驻地的宅邸共进晚餐。关于是否要把天皇定性为战犯，费勒斯当时向两人询问了看法。友梨立刻答道：“陛下要是出事了，我绝不会独自偷生。”河井也说：“如果天皇遭到驱逐，想必会发生暴动。”费勒斯“目光严肃地倾听”了两人的意见。河井道是惠泉女学园的创设者，这所学校“就连战时都不实施教育敕语、御真影等与天皇制有关的教育，而是每日坚持做礼拜”。尽管如此，当时日本有不少基督徒对天皇和皇室“抱有个人的敬意和亲近感”。比如，基督徒渡边友梨就对天皇抱有一种堪称“忠心”的情感纽带。此外，根据国民意识调查，约有70%的日本国民拥护天皇，尽管他们曾在战争末期陷入濒临毁灭的境地。1945年8-12月，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实施“战败后不久日本的国民意识”调查，调查对象约有5000人，其中62%的受访者希望昭和天皇继续在位，7%的受访者选择了其他善意回答，共计约有七成受访者支持昭和天皇在位。麦克阿瑟曾收到大约50万封信件，其中大部分是拥护天皇的请愿书。据推断，日本国民寄给麦克阿瑟的书信多达50万封，其中有不少书信强烈要求避免对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哪怕用自己的生命来交换也在所不惜，甚至有人写血书请愿。约瑟夫·格鲁曾从1932年到1941年12月8日日美开战担任美国驻日大使。在他看来，日本天皇就好比能驱使数千万工蜂的“蜂王”般的存在。正因如此，他才力劝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充分利用天皇制的价值。后文所述日本人对麦克阿瑟的个人崇拜和狂热支持正是美方采取这一策略所引发的结果。因此，当日本国民获悉昭和天皇免于处罚、天皇制得以继续维持之时，他们对下此决断的麦克阿瑟甚至可以说是热烈地支持。也就是说，战后占领期日本人对麦克阿瑟的个人崇拜与他们对天皇的拥护以及天皇制的维持密不可分，美国人通过灵活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情感纽带，使“转向”成为可能。否定神格性GHQ为了顺利实现对日本的占领，在维持天皇制的同时，还必须打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崇拜。因此，在GHQ的信息管制中，打破昭和天皇的神格性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天皇与麦克阿瑟的合影对于否定天皇的神格性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其实，电影导演恩地日出夫在日本战败时还是一名初中一年级学生，由于战争期间他所接受的教育只有为天皇赴死，故而看到合影时深受打击。昭和天皇身穿晨礼服，着装颇为正式，旁边站着人高马大、一袭夏季简便军装的麦克阿瑟。据恩地日出夫说，当他看到照片中的昭和天皇甚至没有麦克阿瑟的肩膀高时，“立刻从心底感受到了‘失败了’的滋味”。考虑到人们的年龄、性别、所在地区及环境的差异，我们很难把人们对这张合影的认知一概而论。然而，任何人都能从合影中清晰地读取到二者的身材高矮、体格大小、服装中折射出来的上下关系，以及整体的印象等，二者的身体差异已足以在一瞬间诉说战胜国美国与战败国日本的一切差距。笔者的外祖母（1926年出生于东京）清晰地记得自己看到麦克阿瑟与昭和天皇合影时的心情。她的第一反应是深受冲击，因为她居然看到外国人和天皇并肩站立的照片。接着她意识到，既然二者的体格差距如此巨大，那么日本战败也是理所当然。更何况此时的麦克阿瑟虽然已经65岁了，进驻日本的美国士兵却多为20岁左右的青年。不管日本的男女老少是否愿意承认，那些英姿勃发的年轻肉体向几乎所有的日本人散发出压倒性的耀眼光芒。该时期，恩地日出夫第一次观看了一部名为《泰山》（Tarzan）的美国电影。“泰山在原始森林的河流里游泳，他那完美的肉体简直令人目眩神迷。相比自己肋骨突出的胸部，以及日本澡堂里见到的大人们的裸体，那是截然不同的、异人种的肉体。我沉痛地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到底是输给了对方’。”想必所有人都明白，身高、体格绝不代表一个人的人格、教养、品味，然而，人们从肉体中获得的生理及本能的印象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麦克阿瑟人高马大、气宇轩昂，他仿佛在俯视昭和天皇一般，整体给人以精神放松的印象。旁边的昭和天皇却显得身材矮小、姿态也有些僵硬。从这点来看，该合影已足以将日本的战败以肉眼可视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且具备了否定昭和天皇神格性的绝佳视觉要素。换言之，人们通过这张合影所显示的二者的肉体及视觉差异，深刻地感受到战败的滋味。此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张与麦克阿瑟并肩而立的照片还展示了作为“人类”的昭和天皇的身姿，也就是他的肉体。在此之前，很多人主要通过“御真影”了解昭和天皇的容貌，从未目睹他的身姿。可是，这张扩散到全国的照片却使日本国民首次有机会知晓天皇的身高、体格，以及风貌，了解天皇这个活生生的人的身姿。而且，至少令日本人意想不到的是，昭和天皇竟然是在和麦克阿瑟这个白人并肩站立的情况下首次作为“肉身的人类”出现在公开的照片上，映入人们的眼帘。再者，由于和麦克阿瑟这个他者站在一起，昭和天皇的身高、体格、打扮等身体特征无比鲜明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总而言之，通过这张合影，人们不仅从视觉上捕捉到麦克阿瑟与昭和天皇的一切差异，而且亲眼目击到天皇已经不再是“现人神”。1946年1月1日，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自此以后均身穿洋装巡幸全国。据麦克阿瑟自己回顾，他所策划的一系列“改革”始于对日本军事力量的粉碎，终于“对宗教和国家的剥离”。对天皇神格性的否定也是其最重要的项目之一，麦克阿瑟也确实办到了这一点。恩地日出夫所在中学的正门旁还遗留着战时供奉“御真影”的奉安殿。那天，他看了一眼奉安殿，“心想，‘应该已经空空如也了’。那种眺望时的极度空虚之情留在了记忆里”。回顾过去，昭和天皇与麦克阿瑟的合影是个毋庸置疑的铁证，它否定了昭和天皇的神格性，用视觉的形式告诉日本国民，天皇是一个“人类”。从这点来看，其实从这张照片被公开的一瞬间，昭和天皇的“人间宣言”就已开始。两人的合影在利用拥护心理和否定神格性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更确切地说，二者身体带来的可视性的影响力极为显著。而且，其身体差异如文字表述那般，并非GHQ所能介入、管制的领域，而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肉眼可视的差异。基于此点，在GHQ全方位的信息管制中，没有一条情报能像该合影这般直率地传达可视的信息。并且，任何人都能从这张照片中清晰地看到身高、体格、风貌、肤色等差异，即二者在肉体上的人种差异。对于众多从未见过“外人”和“天皇”的日本人而言，该照片就是战后占领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