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部就班是一种错误。
头图|视觉中国作者|徐晓倩 编辑|史成超
一次职场恶性事件再次发生在互联网公司的地盘。
8月7日晚，阿里巴巴员工涉嫌性侵女员工事件冲上热搜，涉事的同城零售事业群也引发极大的关注。
次日，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在阿里内网公布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涉嫌男员工王某被辞退，永不录用，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人力徐昆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记过处分。
阿里的处理措施并未平息风波，舆论反而牵出“程序员月饼”和“蒋凡出轨”等多桩发生于阿里巴巴集团内部的企业价值观争议事件。
一次次，曾经带着开放、平等光环的互联网“大厂”被推下“神坛”。在互联网公司高速发展、集团化的今天，曾经被当作“先进”模板宣扬的组织文化也开始变味。三位来自互联网公司的女性向时代财经讲述了她们遭遇的职业围城。
刚踏入社会就感受了“破冰文化”，所有人以KPI为导向
——27岁 互联网大厂直播运营
很不幸，我在毕业后入职的第一家公司就感受过“破冰文化”。
第一次部门团建吃饭，为了活跃团队气氛、拉近同事间距离，女领导提议让大家玩“破冰”游戏。在场的女生，除了领导只有两个，而我是唯一的新人，现场还有30多位男生上下打量的目光。当被问到初吻、初恋、初夜这样的隐私问题时，一时间，我手足无措，又迫于职场压力很难拒绝高层的提议。
直到另外一位资历较深的女性同事替我解围，她用其他方面的私人问题代替了这些“尴尬”问题，并且带我去了洗手间，才“有幸”逃离了“社死”的瞬间。
从第一家公司离职后，我进入了一家处于上升期的互联网大厂，从事直播运营业务。由于工作性质偏对内沟通，再加上入职两年来断断续续的防疫工作，或多或少避开了一些原本推不掉的酒桌文化。
当我听到阿里对女员工猥亵事件的处理态度时，愤怒是远大于震惊的，尤其是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内部利益往往优先于一个底层员工的个人感受，他们的行为逻辑是在很多“大厂民工”预料之内的。
“变”是互联网公司的常态，我所在的直播业务，架构经历了几次调整，我要反复逼自己适应新节奏，94年的我已经算是部门里年纪最大的，每年都有校招生源源不断地成为大厂运转的“零件”。况且，现在的直播电商业务还没有走出一个很好的样板，所有人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加上互联网行业本身充满不确定性，有时候稍微落后风口，公司的业务就很难应对外部的竞争。
互联网大厂宣传的扁平化、开放的工作氛围也是一种假象。我呆过的三家互联网大厂都有一个通病，部门与部门间的信息交流有很强的壁垒，大家的资源不互通，数据更不互通。
大多数人都把精力放在自身的业绩考核上，来自其他业务部门的需求往往会被无视。比如，我想让市场部的提供可以促成直播的红人资源，通常情况下他们的态度会比较冷漠，因为帮不帮这个忙，并不和他们每个月的绩效挂钩，反而会分散他们的精力。
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刚入职的时候，我也会去做那些没人愿意接手，但有益于我们整个业务发展的工作，到了绩效考核的时候，我的评分就很“难看”，绩效奖金一下子打5折，甚至只能拿到1/3，严重影响到整体收入。突然间，我理解了为什么每天大家都只盯着KPI，因为都是制度在倒逼每个人变得冷漠。
进入大厂快两年，我学会了放平心态，抛开校园里的理想和情怀，大厂的工作的确是一种谋生手段，它没有外界宣扬的有那么崇尚价值观。当然，也许是在一路狂奔中逐渐丢失了。
女上司在我面前哭了，不再迷信大厂的糖衣炮弹
——24岁 头部视频平台内容运营
2019年，我顺利获得了某头部视频平台的实习机会，它是很多传媒院校毕业生的殿堂。当时，项目负责人也和我提起，有了在这里的实习经验能帮助我入职大多数理想的企业。
完成上线综艺的网络宣发是我的任务，要知道，仅仅是发布一条长达两小时的视频就包含20多条高光短视频以及所有的宣发海报，而且所有工作量必须要在一周内完成。实习期内，公司上线了一档热门选秀节目，庞杂的宣发工作都是由项目负责人和我撑起的。
记得有一次，项目负责人下午5点才发来海报设计的需求，交代了deadline是第二天上午。互联网公司没有明确的下班时间，大家的共同默契是把手头的活忙完就走，但是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新的需求下达。于是，我只能继续呆在公司修改海报设计，到了凌晨5点才提交了最终版。那一刻，我第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在公司的每一天都过得很煎熬。对我来说，穿过走廊的短短一分钟都要进行反复心理建设，一旦坐到工位上，就要面对至少12个小时的上班周期。一开始，我很羡慕正式员工每年3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后来发现，他们的工资其实是包含日常加班以及周末加班，只要有需求就必须要顶上，相当于花费几十万元买断一年的自由。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大厂员工的真实写照，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项目拼命，大家没有任何闲暇去顾及旁人的喜怒哀乐。我不知道同事们住在这座城市的哪个区，也不知道大家的真实姓名，或许安静压抑的氛围可以让leader们看到大家没有一刻在“划水”。
不到两个月，我向直接领导提出结束实习的想法。让我没想到的是，她居然在我面前哭了，内容运营部的成员年纪都不大，她只是比我大三届的学姐，就要承担起一个重磅节目的宣发。
她埋怨说，自己非常后悔进了互联网公司，但只有互联网公司能成全她在北京生活下去的机会。她还提起，长期高压、快节奏的工作让她的婚期一拖再拖，有的时候即使身体不舒服，也会强撑着。因为在所有人眼里，绩效考核永远优先，如果周围的人都在狂奔，那么按部就班的节奏就是一种错误。
我能理解她当时的眼泪，一旦我选择退出，公司又要重新找熟悉业务流程的实习生，所有的工作压力再次转移到她身上，于是我决定等她负责的选秀综艺全部结束后再离开。
工作辛苦不是我要离开的唯一理由。为了效率的最大化，大家都变成了生产线上的“螺丝钉”，就像我只是负责制造视频内容爆点和制作海报的“机器人”，等到转正之后，我也只是这条生产线上的熟练工。而那些需要精雕细琢的想法，全得让位给公司超前发展的脚步。有时候我会觉得公司的内容越来越套路化、流水化，但底层员工是无法改变公司既定轨迹的。
三个月的实习期带来的最大收获是让我不再相信互联网公司蜜糖般的诱惑。毕业前夕，我还拒绝了另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在线教育业务的offer，不然我现在可能已经失业了。我最终去了一家传统企业做内容策划，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尽量实现平衡。
在互联网风口中狂奔，每个公关人都逃不开酒局
——29岁 互联网公司公关
酒局是每一个公关人逃不开的场所。从事公关行业超过5年，我遇到的大多是劝大家少喝点的媒体，也经历过极个别表面斯文，其实并不正直的人物。
我刚入行的时候，是在一家P2P公司。有一次部门在上海组了一个挺大的局，邀请了当地不少媒体。有一个媒体人，他在整个饭局中都表现得非常克制，等到散场，我们把所有媒体都送走之后，他却不愿意走了，要求我们几个女孩必须留下来，陪他一个人喝完一瓶红酒。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在我们陪他喝酒的过程中，他时不时就讲一些“有颜色”的段子，大家只能扮演观众尴尬地陪笑，或者不接茬。我不知道那位媒体人通过最后一瓶红酒想收获什么，是不是享受到了“权力”的滋味。
我还遇到过一个高管，他经常借酒装疯，遇到漂亮的记者和公关，就会伸手去搂搂抱抱。只是在这样的场合下，没有人会公开撕破脸，或许是大家的默不作声，在纵容着酒桌文化上的陋习。
接待客户必须喝酒，几乎是行业的共识，我呆过的公司类型有P2P、电商物流以及直播，无论哪一种看似处于风口、新兴向上的行业，都要以女生喝酒为代价，彰显对客户的尊重。
我接触的几任公关部门，负责人全是男领导，他们从来不把酒过三巡后的身体接触当做很严重的事情，甚至还会提前向我们交代，要让在场的人喝得尽兴。
甚至有一些没有下限的领导，会要求漂亮女生必须陪着谈合作，这些女生就变成了领导带出去的“面子工程”，甚至是一场饭桌上被凝视的对象，也有个别女孩不愿意服从，部门负责人就会威胁说：“我知道你父母住在哪里，也知道你的家庭背景情况。”她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了，比起一顿饭局，她们更担心会因为长期拒绝而被辞退，或者在后续日常工作中被为难。
结语
此次舆论场中，有句评论广为流传。“我们不能从一个人渣身上推定一个公司的问题，但能从一群明哲保身的人身上窥见一家公司的病态。”阿里807事件折射的不仅是互联网公司的管理疏漏，还有整个庞大组织内部“先进”价值观的崩塌。
十年前，互联网公司迎来了发展红利期，它成了一批年轻人追梦的终极目标，应届生们向往大厂简单的人际关系和扁平化的组织架构。
它却在一路狂奔中活成了年轻人最讨厌的模样：内部结构复杂，沟通机制繁琐，曾经鼓吹的价值观和结构优势早已日渐失灵。
不少互联网大厂曾经的愿景，是创造人类美好生活，但是以利益最大化为考核标准，又无不展现了工具理性的优先级。工具理性的结果是把人变成数据、变成考核机制里的一个符号，在这个过程中，金钱（营收）成了最通用的工具，阿里事件再次印证了哲学家韦伯的理论。
如今，阿里已经有25万员工，字节跳动的员工数量也超过10万人，当业务不断扩张、各大经济平台逐渐拓宽边界时，互联网大厂的巨轮又该如何守住应有的运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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