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从泰坦尼克幸存的中国人，为什么被骂成国耻？

100多年前，那场闻名世界的泰坦尼克号海难乘客中曾有八名中国人在场。大多数人都是从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场景里，才知道了他们的存在。
今年4月，一部由卡梅隆本人监制的纪录片《六人》在国内上映，这部历时3年制作的电影曾前往全球九个城市，追寻船上中国人在泰坦尼克号船难中的遭遇，讲述了幸存的六位中国人死里逃生的经历和他们的人生轨迹。

在真实历史里，人们对他们的了解非常有限。那个留着辫子戴着眼镜，手拿字典查单词，充当主角人肉背景的中国人形象，成了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乘客的缩影，海难发生后他们大多被人们忘却。
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行踪，在这场造成2223名乘客死亡的海难中，有706名幸存者，有8名中国乘客，其中有6人幸存。
在巨轮沉没的那一刻，他们遭遇了什么？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

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顿港起航，8名中国人以三等舱乘客的身份登船，运营泰坦尼克号的白星公司当时在乘客登记表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
Fang Lang、Lee Bing、Ali Lam、Chang Chip、Choong Foo、Lee Ling、Ling Lee和 Len Lam。
后来可以确实的中文名只有区区几个：钟捷、李炳、炳新……其他的名字，因为资料来源不同，曾出现过分歧，无法确认。
他们的船票由雇主负责购买，一张可以供8人使用的三等舱船票，票价为59英镑9先令11便士，编号为1601。

他们并非观光客，而是外国邮船公司的雇佣工，这也是当时船务公司聘用劳工的习惯，因为劳动力廉价，加上上世纪10年代初英国煤炭行业罢工引起的人手不足，他们到北美后要担任低级别的海员，主要的工作是烧煤、加油、扫地等等，而工资只有外国海员的五分之一，每天工作大约十五个小时左右。
虽然拥有三等舱船票，但他们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生活环境拥挤而嘈杂，在主要乘客是欧美人的船上，他们是人数最多的少数群体，最大37岁，最小24岁。房间位于邮轮的底部，靠近引擎。整天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一个房间里最多可以睡下10个人。

他们的目的地是美国纽约，到那里后，会在另一艘名叫阿娜特号的邮轮上做工。
有人推测，船票有可能是雇主提前支付给他们的工资，因此他们可能会无偿工作一段时间，这也意味着一到北美后他们就得立即工作，否则生活则无以为继。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航程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就在泰坦尼克号处女航启程第三天，船上的电报员就收到了附近其他船舶发出的浮冰警告。当时，北大西洋遭遇了此前50年间当月最严重的冰情，船长下令将航线向南方移动，以此作为预防措施。
当天下午，泰坦尼克号以时速41公里的速度继续朝目的地航行，按照当时的标准海事惯例，船只主要依靠瞭望员进行观察，以免碰到冰山。
但入夜后，仅仅靠瞭望员观察前方航路显然风险极大。23点39分左右发现冰山时，船只虽然进行了左满舵，但最后右侧船身擦过冰山，不久后，泰坦尼克号船体开始倾斜，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沉没悲剧。

而此时，八位中国乘客的苦难才真正开始。
三等舱乘客遭遇到的问题关乎生死。因为有消费等级差异，大多数登上救生艇的乘客都来自头等舱和二等舱，在刚开始登上救生艇的人中，几乎没有三等舱乘客的身影。
而八名中国乘客所在的三等舱，位于船体下层，那里房间众多，走道异常狭窄错综复杂，很多人在走廊都找不到出口。

当时的美国移民法律要求，所有船舶必须将三等舱乘客和头等、二等舱乘客隔离开来，这样做的办法据称是为了防止传染性疾病，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外国移民，这样的安排显然给三等舱乘客尤其是那些不会英文的移民带来了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
在船上，三等舱乘客的逃生路线的一些地方被特意放上了铁门、舷梯和电梯，被派人锁上、封闭或看守，以免他们抢先搭乘救生艇。
而不会英语更是增加了移民和劳工的逃生难度，根据一项1999年进行的研究显示，泰坦尼克号三等舱中会英语的爱尔兰乘客生还的比例高出其他国家乘客，而来自欧洲其他非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乘客遇难人数大大增加，在三等舱乘客里的中国乘客，生还几率更小，几乎在20%左右。

但是8名中国乘客中有6人幸存了下来。
和其他三等舱乘客一样，这6人是从上锁的三等舱通往甲板的闸门放出的，而剩下的两人Len Lam与Lee Ling遇难，他们分别是23岁和28岁。
有四人Lee Bing、 Chang Chip、 Ling Hee、 Ali Lam登上C号折叠救生艇。据称他们到达甲板后，发现了一艘破了的小船，他们一起将船推入大海，最后跳下去趴在船上，在船沉之前他们遇到了救生艇，最后得以幸存。
另外一人在船沉之际登上最后一艘救生艇获救，而第六个人被发现依靠一块木头（或门板）漂浮在海上，被唯一返回的14号救生艇救起。

上面这段场景，曾被詹姆斯·卡梅隆拍成《泰坦尼克号》原始版本中的一段素材。在一段上传至YouTube上长达半分钟的删减片段中，唯一返回海难现场的14号救生艇在船员罗威的指挥下，看到水面上的一块门板上，一名亚裔面孔的乘客面朝手电筒，伸出了求救的手。

但不知什么原因，这段最终还是从电影最终版中删除了。
后来证实，真实船难中的这名乘客名叫Fang Lang，当时他在门板上已经被冰凉的海水和低温冻到奄奄一息。一位在14号救生艇上的乘客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早以为他已经死了。”
但是，这些好不容易逃离鬼门关的国人，在获救并乘坐前来救援的卡帕菲亚号抵达美国后，遇到了种族歧视以及各种恶意的揣测。和其他几百名乘客归来受到祝福和赞誉不同，这六名中国乘客的幸存在美国公众和舆论面前，成了一件“坏事”。
六人到达美国后就被送到自由女神像所在地附近的埃利斯岛，这座岛屿是外国移民进入美国的必经之路，但他们没有通关而是遭到美国移民机构的拘禁，之后被驱除上船，前往加勒比海地区。
美国从1882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这项法案从生效时开始一直到1943年，美国暂停了华人移民，这幸存的6人在惊魂未定后遭遇到了当地媒体和社会的指责。

首先是纽约当地报纸《布鲁克林鹰报》在1912年4月19日的报道中称“没人能说出这些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了救生船，但他们就好好坐在那里了。”
还有谣言称这六人为了上船，“将辫子披散下来，假扮成女人”，或者是“从甲板跳进救生艇，踩伤了女乘客”，以此来讽刺外国人不懂“绅士风度”，是“灾难面前逃跑的懦夫”。

而支撑这些谣言的来源，正是那位在电影中不顾“女士和儿童优先”，偷偷上了救生船的泰坦尼克号的船主白星航运董事长布鲁斯·伊斯梅，他在调查时说救生船离开泰坦尼克号以后，“中国乘客偷偷躲在座位底下”。
这种表述加上当时社会对中国人种族歧视的想象，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歧视。就连当时国内报道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申报》也在报道时引用美国媒体，将原文中形容两名国人被踩踏致死（crushed to death）翻译成“压烂而毙”，将他们的遇难描画成一种几近丑恶的死态。
但根据英国导演罗飞（原名亚瑟·琼斯）的一部记录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的纪录片《六人》中的调查发现，这些都并非事实。
根本就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中国乘客抢了本属于妇女和儿童的救生艇座位，纪录片团队用真人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证明四位中国乘客根本不可能像伊斯梅和媒体报道所说，偷偷躲在救生艇上。
而那位被14号救生船救起的Fang Lang 更是一位英雄。根据船上乘客后来的回忆，证实他在被救后，主动替换已经精疲力尽的水手帮忙划桨。乘客回忆称“他像个英雄一般，直到我们被大船救起”，他也因此获得了救生船上人的尊重。
这种善良的举动并没有为六名幸存的中国乘客洗刷侮辱。他们从埃利斯岛离开后，就乘船前往了古巴等加勒比海地区，一些人后来又去了美国、加拿大，或者回到了英国，甚至回了国。
然而，谣言和污蔑并没有停止，之后传入国内，被当做中国人海外“恶行”标本。1936年，当时国内的《西风》杂志第二期上，依然引用美国媒体的报道，登载了一篇名为《铁达尼上的国耻》一文，文中称：“四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躲进一直救生艇的船底”，认为他们不守秩序，“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中国又多了一个国耻。”
在当时的反华浪潮中，幸存下来的中国人连同事情的真相，消失在了历史尘埃中将近一个世纪，而对他们名誉的诋毁，却依然持续到了今天，他们自己却对此保持缄默。

因为对这些中国人来讲，这个人类史上最大的海难，也不过是他们生命里无需赘述的一道坎。纪录片《六人》的导演通过社交网络征集线索，并通过资料找遍了中国、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地，试图寻访到他们在幸存后的生活。

纪录片《六人》在其官网上征集中国幸存者的线索
经调查，登上泰坦尼克号的8名中国人，大多来自广东江门台山一带，其中的一位亲属还在当地居住。有国内媒体找到了一位姓朱的男性，他称自己是一位叫“方森”的华人乘客后代，说“方森”在1910年前后，被“卖猪仔”到了南洋的马来西亚，经常出海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后来被派到泰坦尼克号上从事烧锅炉的工作。
根据南方日报的报道，在那个年代，很多华工都有两个名字，这位“方森”也用了多个名字：方荣山、方森，而他登上泰坦尼克号时，可能用了Fang Lang 这个名字。
而据“方森”在家信中的叙述，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他抱着一块木板在海上漂了不久后被救生船救起。

不过，这些详细叙述了泰坦尼克号经历的书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被烧毁，而“方森”本人之后去了英国谋生，又回到香港做生意，还买了庄园，后来又回到美国，直到上世纪80年代去世。
负责纪录片中史料研究的历史学家施万克说，沉船事故中的很多人都对自己的经历保持沉默，即便对家人也很少讲述当年的这段经历。方森在美国的儿子说父亲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他这些事情，后来也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
根据资料，六人中的Choong Foo在1913年3月可能回到了美国。有报道称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白星公司报损清单上的本人签名，证明其本人曾进行过财产索赔。
在这份财产损失申报单上，赔偿也少的可怜：总价19英镑15便士，包括：毯子两条(2英镑10先令)、内衣五套(1先令)、袜子半打(6先令)、衬衫三件(9先令)、现金(3英镑)……
根据泰坦尼克号百科网站的资料显示，另外四位幸存者后来也向白星航运公司提出了受害索赔：Chip Chang索赔177美元，Fang Lang索赔137美元，Bing Lee索赔99.34美元，Ling Lee的妻子为丈夫的损失索赔91.05美元，
而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那位到了美国的华人幸存者很可能还在二战期间为抗日筹款……

将近100多年过去了，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在人们脑海中仅仅是电影中的匆匆一幕，被人们当成是上世纪早期积贫积弱中国人在海外的缩影，被人们认为是一段悲伤甚至屈辱的过往而渐渐忘记。
但作为真实的人，他们在异国他乡身负着被他人随意附加的歧视和恶名一直到了今天，即便到了现在，这些普普通通，踏上远赴海外寻找生路的中国人，依然被很多国内人士认为是最早一代的偷渡客，各种口诛笔伐，认为他们的逃难经历“不光彩”“见不得人”。
灾难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求生的权利，只有活下来才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用偏见蒙蔽双眼，带来的只能是懊悔和伤害。那位救起趴在门板上的Fang Lang 的救生艇长官曾在事后调查中坦白：“如果还有机会搜救的话，像他这样的人我愿意再救上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