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人社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延迟退休具体的改革方案。由于延迟退休年龄涉及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在方案研究制定过程中，将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充分吸收各界建议，取得最大公约数，确保方案科学可行、平稳实施。
其实，去年年底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正式明确：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可以说，延迟退休已经是板上钉钉。
延迟退休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搞”。当下的讨论不能再停留在延迟退休的必要性上，要进入2.0版讨论：如何保障措施的平稳落地？如何兼顾不同的代际、不同群体的利益？
首先，是中国社保制度特有的“代际公平”问题。从之前计划经济之下的“单位养老”跨越到“社会化养老”，中国的养老金盘子积累的时间比较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甚至是2000年才成立的，形成了事实上的“年轻人养老年人”的局面。就像有关社保专家所指出的：较早的退休人群从改革中得实惠比较多，相对而言，年轻一代承接的压力则更大，这是一个严肃的代际公平的议题。
这次延迟退休事涉70后、80后、90后这批职场骨干的切身利益，这些社会主力将面对工作时间加长、领退休金年龄延后的“双倍压力”，怎么在改革方案中保障他们的利益？怎么让这一代年轻人对未来的愿景有稳定的预期？如何在缴纳社保和未来退休待遇之间形成正向激励？这次延迟退休方案中，也应该充分考虑“多缴多得”的原则，以及在未来退休金分配方案中体现不同代际的贡献。
其次，怎么在延迟退休的情况下，让“大龄”劳动者不遭遇职场年龄歧视？
之前媒体已经聚焦了35岁这条“职场荣枯线”问题，“35岁前是人力资源，35岁后是人力成本”，动辄“不招35周岁以上”，这是很多职场人头上的阴影。“职场荣枯线”和退休年龄线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如何填平？白发劳动者是很多延迟退休国家常见的场景，这是无奈，也是要用制度保障的就业公平——高龄劳动者在职场上还有竞争的机会。要延迟退休，也绕不开反年龄歧视的政策措施，要给劳动者吃定心丸。
此外，要因应老龄化问题，预防未来养老保险支付可能的缺口，不能全部依赖延迟退休，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改革还要加大推进的速度。
延迟退休改革，牵一发而动全局，事关性别公平、代际公平和个体公平，相关政策的酝酿应该充分吸纳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形成“最大公约数”，年龄歧视、国资划转等相关问题也都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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