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造园，不只为雅乐休闲，怡情悦性。而是真把空间、景观、居所之布置，上升成“三观”问题。世界、人生和价值，是一整套认识系统。造园子，就如处对象，照出的是自我意识与精神映像。玛吉·凯瑟克自幼在中国成长，早在19世纪，她的家人便来到中国。《中国园林》是这位著名中国园林研究学者的力作。她以生活空间直抵古人精神空间的才见，形成通达透视的目光。在我看来，她考掘出历代文人园林，不论南北，无论朴奢；别管高官得势，还是罢免贬谪，在精神价值上，倒是有条贯穿的主线。
这大概戳中了本质——文化基因会遗传，中国文人有相通的三观。凯瑟克认为，文人园林营建，以道家思想为主导，佛学元素又参入。在我看来，原本抽象的三观，在造园中具化为——体道、自然与隐逸追求。至于儒家思想，很少渗入私家园林建造观念，也不难理解。文人园林，类似八小时外的私人空间，是对伦理性社会关系的短暂游离。加之魏晋以来，动乱流离，北方入侵，大批文人“在精神上，他们为躲避乱世而遁入了对道家自然观的新兴趣，后来又迷上佛教。在肉体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则向南方逃亡，那里是他们认为还不太开化的地方。”
一个荒野的自然，如何成为气韵的山水，是文人再造自然的动力。政治生活，现实进取，若不称意，就得找补些心理平衡。在山水里寻“大化”，发现自然。造园，成为人工与自然合体的最佳尝试，最综合的艺术实践。书法、绘画、诗歌，所有风雅，都能依托于亭石草木之上。体道，正是终极的宇宙体验。“道家哲学尤其强调感官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整一性与连续性”，“园林的价值之一是触发这种与宇宙合而为一的内在感觉。”
体道而媚道，要求造园，顺乎自然，再拟自然。园林将“道”的生发变化、对立转化、恒常变易，做到了艺术化表象。石头的定格与动势，花开花落的四时生死，都在其中获得了景观成像。“中国园林的设计也借助于相似的对比，传授造园的方法，同样也涉及联想与提示，而非精确的程式。”作者在窥测文人心性，那就是混沌的整一，灵变的赋形。既无违自然，不夺天工，又托物写情，内合心源。在无为里，找到“内在力量的天堂”，“无为，也是对归隐或远离社会进入消极状态的一种终极辩护。”
自然无为，影响了文人园林的主流价值——朴悦之美，简朴之乐。品味意趣并非定要豪奢。就像如今家装极简主义盛行，北欧风、日系和风，自有灰白素美。即使石崇炫富斗富，金谷园奢靡无度，但他的文字描摹，却出奇地低调与“客气”。可见，他也不愿当“土豪”跌份儿，也想迎合文人认可的普遍价值。而佛教又给道家的隐逸，赋予一种全新实践:独隐之外，亦可有山中精舍，聚集起来修行的可能。
隐逸，是大多失意文人的“精神胜利法”，“为官不如，而赏观山景则吾胜于他”。虽没做大官，但精神境界，审美情趣却不能输。深爱山水，是一种精神力量。如何将自然化为艺术，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园林将山水收纳，重新“装置”自然，就是一种实现。可以说，中国文人比美国那些实用主义理论家，更早懂得自然美，艺术美与生活美的内在联系。“他们开始把整个自然界看作一种艺术品，并建造小亭以便从亭中观景。由此，就诞生了通过选址、修建观赏小亭并将整个风景转化为‘园林’的‘借景’的观念。”
山水田园，是中国文学一大主题传统。山水诗，为园林提供文本构想，山水画，则描摹了效果图。两者“依然有着一种使得社会责任与自我修养之间的古老冲突变得真切感人的力量和清新感。”谢灵运与陶渊明，虽一富一贫，但这种平衡，却是相通的。政治失意，才有闲暇野趣，去修乡村别墅。王维在辋川的诗画，影响了后世画家与造园理想。他们将农事乡野之乐，融入园林，把文雅气与烟火气调和起来。他们并未把官场失意，长久萦怀，也没有陷入自我否定与怀疑的虚空。王维，白居易如此，苏轼，司马光亦然。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中国园林》以悠游散步之情志，写文人园林精神气象——它是中国文人寄怀自抚的温柔梦，也是灵魂旷达自由的栖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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