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导演，情色大师，厌女标志，性侵嫌犯……谁是金基德？

如果2020有最魔幻事件的评选，他的离去肯定会有一票。
韩影史上，甚至在世界电影范围内都极负盛名却充满争议的导演金基德，因新冠感染在拉脱维亚意外离世。最先发出这则新闻的是一家拉脱维亚语媒体，一个多小时后，韩国媒体才“姗姗来迟”地最终确认。
那一个小时，就如同大多数影迷在看完他电影的最直接感受——迟疑，震惊，错愕。

与大多数中西方媒体都发出了悼文不同，韩娱圈只有釜山电影节执行委员长全阳俊（音）发文“韩国电影界无法挽回的损失，以及巨大的悲痛”以作悼念，无论是他合作过的电影人还是大部分电影圈人士都选择了沉默。
天才导演，情色大师，厌女标志，片场暴君，性侵嫌犯……用任何一个词都无法简单概括的金基德的争议人生，无论从哪个角度展开，都会成为正反双方的战场。但歌颂与声讨都不是以下文字的本意，无论是从他的为人还是作品去剖析，都并非为了表明立场。某种程度上，无论是金基德这60年的人生，还是金基德的电影，都是窥探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第三只眼”。

韩国著名影评人郑圣一甚至这样说过：“是金基德电影的出现，才使得韩国电影开始能从整体上描绘以往时代所经历的真实生活。”但金基德的底层视线是如何形成？他与其他1960年代出生的韩国导演们又有何不同？他的争议背后以及后来的韩国电影界，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绝望的底层观察者
60年前的冬天，金基德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奉化郡的一个山村。贫穷的出身和扔到人海里也不突出的相貌，似乎早就为他颠簸的人生定下了基调。
金基德的父亲是经历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虽然当了20年的村长，但由于在战争时期受过很多枪伤，所以患有严重的神经痛。即便战争已结束多时，他的父亲每年都会给国务总理写信索赔，但写了几十年，得到的回复就只有四个字：无据可查。
饱受身心折磨的父亲能做的，就只是把愤慨和伤害转嫁到儿子身上。每天在餐桌上上演的震耳欲聋的咆哮谩骂早已是固定节目。因为在课本上涂鸦，小腿各被抽打100多下的暴力行径对金基德来说也不过是家常便饭。

小时候的金基德敢做的，就是迅速逃离。宁可逃到后菜园偷白菜充饥，甚至躲进农家土屋屎坑，也不愿和父亲多待一分钟。即便父亲后来逢人就炫耀自己有个当导演的儿子，金基德也依然没有与他和解。
为了逃离父亲的魔掌，20岁时金基德主动加入了训练最为酷烈的海军陆战队，但军队的经历不仅没有缓解他的愤怒和悲伤，甚至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令身体颤抖的杀意。金基德所在的小队驻扎在雷达基地，是专门负责捕获间谍的尖端部队。他的上级在某一天值勤的时候，没有及时发现疑似间谍船出没的痕迹，更没有向上级报告，但因为韩国根深蒂固的上下级关系，金基德“理所当然”地成了背锅侠，被关进了南汉山城监狱。
显然，这次逃离以失败告终。
服役了足足5年以后，他用尽所有的积蓄买了单程机票逃到法国，凭着小时候喜欢的，承载着他自我的对涂鸦画画的痴迷，开始以画画为生。在法国也没有过得多好，因为没钱所以只能跟流浪汉蜷缩在塞纳河边，一起饥寒交迫地度过了最开始的时间，甚至连黑人清洁工都是他羡慕的对象。

认识和跟随的朋友形形色色，有来自东欧和阿拉伯国家的小偷和骗子，有跟着他学画画并教他法语的越南少年，经历了七次两伊战争的逃兵，还有韩国流亡家庭。《野兽之都》便是再现这些像是野生动物般活着的人们的记录。
就这样在法国度过了2年，依然无法获得成功的他回到了韩国，但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却是“最值得珍惜的时光”（金基德《于我，电影即斗争》），后来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带有这部分经历的影响。
事实证明，无论他怎么逃，也逃不出父亲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父亲对于金基德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暴戾和愤怒，还在于剥夺了他在韩国社会立足，也是韩国社会最看重的根本——学历。
年仅9岁的金基德，为了哥哥的学业随着家人搬到首尔居住。但后来哥哥因顽劣被学校开除，金基德也受到了牵连，父亲认为他们都不是读书的料，一怒之下迫使他们进工厂赚钱。就这样，金基德的学历只停在了初中。能接触的人群，也只剩粗鄙的工厂糙爷们和骚扰他的街头混混。
要知道，同代的韩国名导，包括李沧东、奉俊昊、朴赞郁、许秦豪、康祐硕，都几乎出自韩国高校甚至SKY三大名校（首尔大、高丽大和延世大），洪常秀不仅生于电影世家，是科班出身的正统电影人才，甚至还是韩国第一批留学导演。

与金基德类似学历却同样成为名导的，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就初中毕业的林权泽和高中毕业的李晚熙了，但这两位的所经历的时代和环境显然又无法直接与60年代生的导演们进行比较。难以复制的早期经历，令金基德无论是在观察还是表达上都与众不同。即便是帮同学和战友写情书，他能想到的开头都是些诸如：“某个人忽然在街头仆倒，生死未卜，血流如注”，“一片花叶被摘下”，这种一般人未必能想到的极端表达。
但这样的“才华”并没有让他被唾弃，反而让他抱得了美人归。甚至后来结婚的对象，也是在法国交往的笔友。金基德对于文字和表达的信心以及讲故事的欲望，便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根本不算什么的小小“成功”，对于在底层的泥潭里挣扎多时的他来说已是最大鼓舞。而这样的经历种下的种子便是，原来成功的途径之一可以是讲故事，无论故事本身有多么的极端。遇到电影这种能承载他的故事和肆意表达的载体，便有如抓住了救命稻草。
“拍电影便成了我与这个世界对抗的手段，同样也是我轻视自己不堪重负的无力内心的一种表达方式。”（金敬《羸弱男子的骇人之力》）
于是，他一面疯狂地创作以求获得更多的肯定和成功来填补极度的自卑，一面又以更加极端的故事来满足观众的窥探欲和他的表达欲，同时为获得的关注和成绩沾沾自喜。

因出身产生的自卑和通过电影获取成功的自傲成为缠绕金基德一生的矛盾。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同样经历韩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却文化贫瘠的朴正熙时期以及民主抗争最为激烈的全斗焕时期走过来的金基德，会走上与同代导演截然不同的路。
面对愤怒，他无法像李沧东一样用诗意去表达；面对现实，他也无法像奉俊昊那般精雕细琢；面对暴力，他没有朴赞郁那样的控制力；面对爱情，他也无法像洪常秀一样拍得如此有沉浸感……这是他的成长环境和经历所导致的。
女性崇拜VS女性厌恶？
自卑和自傲的矛盾不仅存在于金基德的言辞和对作品的态度上，也在于他的电影里。特别是成为众矢之的的，对女性的角色的描写上。
评价金基德电影时使用最多的标签就是情色，大尺度，19禁。他电影中的女性大多都是以妓女和被欺凌者的形象出现，而男性往往是制造这般状况的人，或是窥探其中的旁观者。但通过这样的设定是否就能二元地判断他的电影就是在表达对女性的厌恶？

个人更倾向于，在电影里，他处于一边自卑地对女性进行“母性”崇拜，一边自傲地在他创造的世界里对其进行“凝视”的状态。因为他的作品里，总是欲望先行，主人公们总是为了本能心甘情愿地成为欲望的奴隶，而这显然是在普世价值里不容易被接受的，甚至是违背道德的。就如他在访谈里提到的对爱与性和妓女的看法：
“爱情或许是动物本能的一种回归，它应该是在消灭类似理性、道德性、社会地位和阶级之后，才开始的一种纯粹感情。”
“我电影的重心在关系上，而不在性爱上。但是，我认为所谓性能够通过火花释放出能量，是这个社会的重要驱动力。”
“‘制度圈’教我们要靠大脑谋生，而不是靠身体。但有些人是无法靠大脑谋生的，他们只能靠身体谋生。流氓靠身体谋生，妓女也是。这其中涉及的是道德和伦理，还有生活方式的正确与否。出卖肉体虽然看似和在建筑工地上汗流浃背地辛苦劳作没什么区别，但在当今社会中这却被视为社会底层人物的谋生手段。我们社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人们可以接受利用自己的身体去搬运物品，但却无法接受利用自己的身体去接触别人的身体。二者看起来的确存在着很大区别，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如果有靠大脑谋生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存在利用身体谋生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二者没有所谓的谁对谁错。”
如果放下道德的条框，在这样的作品观下再去看金基德电影会发现，女性并非完全是他厌恶的对象，甚至是他自己的一种投射。
《欲流教室》的主演徐情也曾在访问中提到“他（金基德）甚至把自己想象成女子”，“与其说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不如说是遭到漠视和疏远的人想跟抱有偏见的人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
他电影里的女性形象，就只有受压迫和凌辱的单一反映吗？显然不是的。
若是遵循金基德的作品时间线看，他作品中的女性反而逐渐在觉醒的，甚至某些女性角色在他的电影里担当的是一种客观上的“救赎者”功能。

《雏妓》贞与惠美，美好的妓女与冷酷的女大学生的对比，表现出女性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甚至成为温水青蛙的境况，即便是具有反抗意识，也只停留在对这个现象产生敌视的阶段，并未作出行动；《漂流欲室》的熙真有了掌握命运和爱情的意识，但她的反抗仍然停留在获得男权庇佑的前提条件下；《收件人不详》的恩玉则更加明显地打了同族男性的脸，因为她不爱任何人，也拒绝任何男性的俘虏和控制，无论是选择美军还是享受欢愉，甚至伤害，都是自主决定的；《弓》在船上与老人生活的未成年女孩，在遇到大学生之后开始反抗和觉醒，但即便是身体达到了自由，却依然无法摆脱伦理的束缚；《呼吸》的妍得知丈夫外遇后以超乎常人的举动（去监狱探视囚犯）进行报复和获得解脱，在此过程中不仅达成了自我救赎，甚至令死囚也获得了解脱和救赎；《圣殇》里美善对杀人者（男性）精心设计的成功报复……
女性形象在金基德电影里的变化过程，某种程度上是金基德用拍电影来反抗生活的一种投射，也从侧面反映出隐忍的传统女性到自主把握命运的现代女性转变过程，只不过实现的方式总是惨烈的。
金基德也在早期的访问中提到，他其实并不明白“男性主义”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而且他自己“也是父权制度下的受害者，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再去重复那些衰败的、令人不悦的东西？……如果没有女人，作为男人的我便失去了一切机能。于我而言，女性便是可以用尺量的，某种精确分明的昼与夜的对照（即男性的对立面）。就像没有黑何言白，没有夜晚何谓白天？”
如果笼统地把他的作品分为三个阶段的话，《鳄鱼》到《海岸线》为第一阶段，《海岸线》至《阿里郎》为第二阶段，《阿里郎》之后为第三阶段。以上的分析更适用于前两个阶段的金基德，第一阶段大多都是从他的过去生活中取材的；第二阶段虽然是以想象展开的，但仍然能看出他的矛盾和挣扎；但到了第三阶段，经历了差点导致女演员死亡和弟子们的“背叛”，《阿里郎》后的金基德，在自卑和自傲的矛盾的牵扯中渐渐走向了失衡，变得更歇斯底里和惊世骇俗。
毕竟，他的作品一直是在男性“凝视”的角度下进行表达，而且在极端环境下的性与暴力这种“喧宾夺主”的标签早已成为他的先入印象，女性自身的转变显得非常微弱。加上如今在社交媒体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摆脱男性“凝视”和对于性暴力和性安全等问题高度关注，他的表达显然更无法被接受。特别《圣殇》之后，他的作品除了在隐喻并批判韩国社会现状，更多地变成了波兰斯基般的“我控诉”。

事实上，在《阿里郎》最后枪响的那一刻，那个在挣扎边缘徘徊的金基德就已经可以说是“死去”了。
无以为家的“犯罪者”背后
可以说，电影既拯救了金基德，也反噬了金基德。电影弥补了他年少时被践踏的尊严并给予了他大多数导演都难以望其项背的荣耀，为他提供了出口的同时，也模糊了世俗约束的界限。
实际上，金基德一直都对自己的矛盾和欲望直言不讳，无论是暴力的因子还是对女性的追求。
“我自从海兵队退役后就没跟人打过架，因为我开始相信能够自我克制，便已经是—种胜利。
过去的我要是对谁生气发火的话，常会无法克制自己愤怒的杀意。因此有两次我差点失手将人打死。”

合作过《收件人不详》和《坏小子》的作曲家朴浩俊也曾说：“《坏小子》里强吻第一次在大街上邂逅的陌生女子，或者千方百计地接近她等，这都是金基德导演自身的经历写照。他在酒桌上讲了很多关于女人的故事，虽有些猎奇之嫌，但故事本身不同寻常。任何人都可以那样想，但几乎很少有人能够直率地讲出来并付诸实践……他喜欢拈花惹草，这在电影界已经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
时而发生的绯闻，或许还能令他的影迷“人和戏分开看”，毕竟金基德也曾好几次提到过他的家庭以及绝不原谅流言蜚语对女儿造成的伤害。然而这种模糊和混沌到了2018年完全消失殆尽。

韩国电视台MBC在时政节目《PD手册》播出了一期“电影导演金基德，大师的真面目”的节目。三名女演员控诉遭受到金基德及演员曹在显的暴力对待和性侵。
而在此之前，金基德就已经在片场扇女演员A某耳光被判罚赔偿500万韩元。A某起诉金基德以演技指导为由扇耳光，未经演员同意迫使其拍摄床戏，而金基德施暴的真正理由是其要求发生性关系被拒绝。B某控诉金基德单独约见她的时候，连续2个小时不停地在聊性话题。C则指控金基德、其御用演员曹在显和他的经纪人每天都去敲她的房门，三人像是比赛一样每天嘻嘻哈哈地聊着，“因为执着于性关系，好像相比电影，这件事才是目的。”金基德的御用演员曹在显不仅在这次节目中被控性侵，他还涉及性侵17岁未成年人的丑闻，5位受害者站出来指证他的暴行。

随着曹在显写下“我怀着真心向那些因我而受到伤害的人谢罪的心情，放下一切，继续赎罪。”的亲笔信并退出娱乐圈，即使对于金基德的指控因时效和证据不足令他未获处罚，他在韩国也已经被宣告“社会性死亡”了。再加上他后来反告女演员诽谤却败诉，更为他的辩解再添上了一把火。
联系他那些总是挑战道德边界，尺度惊人，混沌不清的作品，“人和戏分开看”无论是对于普通观众还是影迷来说，其实都不太可能了。毕竟连他自己都说，“原来的我只要看到某种美丽就可能引发身体欲望，而现在，我需要的是更切实更强烈的心灵感应。其实，直到现在我还时常忍受着欲望和表达的压抑。人们常爱说‘道’，而且也期望人人遵从其‘道’。可就在某一瞬间，我们会不自觉地翻越‘道’，甚至超越无法控制自身意识的界限。我自然也在所难免。忍耐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甚至可以让‘罪’意识暂时消灭。”
实际上金基德等电影人的陨落，在韩国电影圈造成的影响其实比想象中更大，甚至可以说是推动韩国电影界往一个新方向发展也不为过。在2018年Me Too事件爆发后，不少电影剧组都在开拍前集体进行防止性骚扰和性侵害的教育；而电影界也设立了帮助受害者的相关机构，去跟进事件并为受害者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但更突出的表现在于，在男性手握最大话语权的韩国电影圈，女性电影人和以女性为叙事中心的作品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要知道，2009年到2018年10年间，每年排名前50的韩国电影中有一半女性角色有名有姓的或不超过两个，或几乎是背景人物，或是在全部由男性构成的集体中充当配角。连女演员都那么艰难，就更别说女导演了。
但明显地在MeToo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潜力女导演们开始涌现，如《我们的世界》的尹佳恩，《蜂鸟》的金宝拉，《鲶鱼美琪》的李玉燮，《我们的身体》韩佳岚，《灿实也多福》的金初熙，《82年生的金智英》金度英等。

韩国电影圈没有了金基德算不算是种损失？算。
毕竟他的作品确实为了解韩国社会和探讨极端环境下的人性作出了贡献，打开了一扇从未见过的门，但受害者的伤痛和声音也不应该被磨灭。
韩国电影圈在失去金基德之后是不是就黯然失色了？显然也不。
李沧东奉俊昊朴赞郁等人依然能在海外舞台用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大放异彩。事实上，有了创造历史的奉俊昊，金基德几乎就被人抛诸脑后了。
毫无疑问，分析和批判金基德也并非是为了辩解，而是对不断前进的行业进行反思。韩国电影圈是否在失去金基德和富有争议的电影人之后变得更好？这或许在你们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在金基德难得接受的一次韩媒访问后，沉思已久的他，最后缓缓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希望即使没有我，这个世界也可以讲述其自身的问题。”
现在可以回答他了。
会的。
但不会再有与你一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