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存在过早地去工业化，中国经济保持在迈向更高收入水平的正常轨道上。”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我国正处在制造业升级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崛起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强调提升城镇化率、优化服务业结构，进而加强要素市场化流动和配置。
在中信出版集团《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中，张斌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静娴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展与差距》为题发文表示，从产业角度看，中国经济在2010至2012年跨过了工业化高峰期，此后经济活动正在从制造向服务转移。
张斌认为，从需求侧看，我国消费、投资和出口更加平衡，其中消费占比上升，投资占比缓慢下降，出口增速显著放缓。这些变化轨迹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高度一致。
张斌团队也提出了我国当前经济增长进程中的主要短板：从产业角度看，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与私人服务占比过低；从支出角度看可能存在私人消费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高等问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
在接受专访时，张斌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分析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一大最突出矛盾在于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大量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生活，这一矛盾更进一步体现了政府的政策着力点过度强调通过项目建设发展经济，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关配套改革、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投入和改革措施不到位。
“世界上最发达的制造业都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张斌认为，我国仍存在对部分服务业管理偏多的问题，同时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偏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
“有需求潜力的主要还是那些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比如教育、科研、医卫、金融等。”对于服务业的结构性特点与未来发展，张斌提出，应增加政府服务附加值，提高金融服务的性价比，理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机制。他表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还是划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不要怕市场做不好，历史证明只要给市场机会，做到公平市场竞争，市场会出乎意料地改善供给。”
近3亿农民工未来来如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提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在生产要素市场化方面，张斌认为任何市场运行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塞和不通畅，没有完美的市场。在讨论市场化改革，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时候，首先要明确最突出的矛盾在哪里，然后再想办法解决矛盾。
张斌提出，把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对比中国的经济成长历程，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产业变化和经济增长轨迹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高度相似。但是“最突出的差异是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中国还有近3亿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从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角度出发，张斌认为，这是中国当前阶段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最突出的障碍，也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最突出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中国的中产阶层会大幅增长，会有更多人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市场会有更大规模，经济增长会有更大的潜力，经济增长也更加平衡、可持续。
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之间的商品服务流通与要素配置？
张斌表示，近3亿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有很复杂的原因。尤其突出的是特大城市的住宅用地供应不足，以及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上的短板。
“都市圈发展是吸纳新劳动力最大的磁场，政府对此也非常重视，但是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短板没能补上。”张斌认为，需要推进大都市圈的住宅用地、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制度性改革，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也提及通过解决住房问题突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他看来，要“让人在城市里能落下来”，是解决城乡二元体制的一个重点和焦点。事实上，今天中国新增劳动力基本上都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例如农民工的子女后代很多在城市里长大，基本上接受了高中水平的教育。
因此刘培林在这一问题上认为，要通过城市规划、城市改造以及户口放开、保障体系等政策首先解决这些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这样就能避免或减轻他们“回老家盖房子”的经济负担，进而也减少了老家空置房屋的资源浪费、建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通勤的交通成本。
如此一来，这部分人口就能够真正在城里扎下根来，“他们的消费行为会变，带动整个中国的消费结构也会变。”
从制造到服务：提高金融服务性价比，改善政府公共服务
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展与差距》一文中，张斌写道，从人均收入和就业份额等角度看，中国已经跨过工业化高峰期，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
今年以来，国务院发布了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北京服贸会、上海进博会等实践也表明了我国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视。张斌对记者表示，从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并非所有服务业在进入转型期以后都有更快的发展，有需求潜力的主要还是那些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
“比如教育、科研、医卫、金融、体育文娱、商业服务、公共管理和服务等行业。”他表示，目前发展较好的都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服务业，有些服务业发展不如人意，例如看病难、上学难这些现象迟迟得不到缓解。
张斌认为，在解决服务业发展的痛点难点方面，关键还是划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政府主要帮助低收入群体和做好基本保障，剩下来的尽可能交给市场。
张斌还指出我国服务业目前的两个问题：金融服务性价比较低和政府服务占比偏低。
在金融领域，张斌认为最要做的是提高金融服务的性价比。“中国金融服务业太贵了，服务还很不到位。”张斌举例说明，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的人均收入是人均GDP的约5倍，而金融业更发达的发达国家也不过约2至3倍。金融业的利润也存在过高的问题。
他表示，金融业的高收入和高利润都来自实体经济部门，这个局面需要调整。“调整的办法是推进市场化竞争，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和存款的市场化竞争。”张斌说。
而在政府服务方面，张斌表示，我国服务业的构成中，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与私人服务都占比较低。张斌认为，政府需要逐步推进“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改革。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政府职能需要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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