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社交媒体上一篇题为《从职场消失的中年女性》的文章引发舆论热议。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48岁的服装企业高级跟单经理，公司受疫情影响破产后发现自己很难再找到稳定的工作。从话题跟帖和相关新闻集纳中看，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很多后育儿期的妈妈身上，当孩子逐渐长大，她们想重返职场的时候，却发现职场的大门已经提高年龄门槛，或是无法对接她们弹性化的工作时间要求。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人到中年，意味着挣脱了最初的懵懂与青涩，大多数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形成了一定的职业积累，上有老下有小，没有人可以依靠，却要承担起整个家庭的责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中年意味着经验、积累和资源优势。但在崇尚年轻、变化和效率的消费社会中，人到中年既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负担，也意味着落伍和被替代的危险。
在面临相似的职场压力和中年危机的情况下，男女两性也会面对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压力。人到中年的“大叔”也许要接纳自己的普通、平凡、日复一日的工作和家庭责任，但却大多能够保留一定的职业位置和收入；而人到中年的女性在用她们“有形”（公共领域）和“无形”（私人领域）的双重劳动，编织起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日常生活的同时，却面临着职场和社会的双重边缘化。她们不仅容易在职场中受到贬低和排斥，社会文化对“中年妇女”和“大妈”有时也并不友善。
劳动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个体的具体劳动机会则受到更大的经济环境和劳动力市场供需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在历史和现实中，女性、上了年纪和家庭负担重的边缘群体，往往最先受到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那些具备一定人力资本和就业意愿的中年女性，也很容易被贴上歧视性的年龄和性别标签，被排斥在正规劳动力就业市场之外。
但事实上，大多数“40+”的女性已经从繁重的育儿劳动中解脱出来。除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资源积累之外，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大多在经营家庭的过程中培养起洞察他人情感和需求的重要能力，她们在人际沟通、关系维持和工作可靠性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个年龄阶段的后育儿期女性也正处于以日韩为代表的“M型就业模式”中对职场的回归阶段。
但可惜的是，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似乎仍然没有做好吸纳这些中年女性的准备。特别是全球疫情的持续扩散对当下劳动力市场的吸纳能力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集中效应和去人格化趋势，替代了熟人社会具体可见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让那些年轻、更有吸引力的形象和声音成为商业量贩模式的典型。由于缺少社会公共力量的分担，这些中年女性也无法像她们的那些男同事一样丢下附着在女性社会角色之上的家庭照料责任，全身心地投入到当下的工作竞争模式之中。
关注中年女性的就业和社会角色不仅是出于公平和正义的考量，更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反思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在习惯了整体性经济上升趋势之后，我们有没有做好结构化调整的准备？在崇尚激烈竞争、赢者通吃的市场文化之外，我们有没有做好经济发展形态多样化和构建社会安全保障机制的准备？在消费主义浪潮不断追逐更快、更新和更年轻的趋势背后，我们有没有做好人口整体寿命延长、中老年劳动人口比例越来越高的准备？在互联网平台经济和“996”加班文化看似席卷社会各领域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做好重新回归现实生活和采取弹性化工作时间的准备？关注那些正在职场中消失的中年女性，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从另一个维度重新构建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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