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买完的菜，顺手装到随身携带的布袋中；快递小哥送达你的快递后，细心将快递盒收起，继续使用；出差住宾馆，拿出自带拖鞋穿上……这些理想中的环保生活，将是北京的未来。
12月24日，《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20-2025年）》（以下简称“限塑10条”）正式发布。按照计划，2025年，北京建成区基本告别非降解塑料袋；餐饮、外卖平台、批发零售、电商快递等六大行业，成为减塑的重点。
有专家表示，塑料制品的便捷性和超低价格，使得它的使用被无限放大，其实很多情况下，不是非用不可。用可降解塑料制品做替代也不能完全达到限塑目的，建立塑料制品回收制度，或许是另一种可行途径。
“垃圾桶里的塑料袋太多了”
“现在垃圾桶里的塑料制品很多，虽然执行垃圾分类之后，厨余开始裸投，但其他垃圾里面的塑料袋还是很多。”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新鲜社区盯桶志愿者姜秀萍去年11月开始“盯桶”，根据工作经验，她觉得可以专门设置收集塑料制品的装置。
今年11月中旬，北京“限塑10条”公开征求意见，记者曾探访北京多家超市、咖啡馆、快递点，发现连卷袋、快递填充物等之前未列入禁限名单的塑料制品，仍存在过度使用情况。
比如，在物美超市崇文门店，一位女士走到连卷袋前，撕下几个袋子直接放进了购物车，但并没有购买果蔬。在物美超市惠新店，每个盛放果蔬的台子都备了两到三卷连卷袋，有的顾客购买商品时不想弄脏手，就把连卷袋套在手上当手套。
作为老一辈人，赵芬荣习惯拎一个布袋去买菜，“方便，脏了洗一洗还能用”。这也是王树香的习惯，她住广渠门北里社区，也用过社区发的可降解的塑料袋，“那种袋子厚一些，如果塑料袋太薄，用得更多”。
这种“无废”的生活理念也逐渐向年轻人渗透。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内务部街27号是一个网红院落，今年这里已经举办4场“无废生活”线下活动。院里有面墙，画着一个倒金字塔形的垃圾管理与垃圾分类概念图，参观者可以直观了解到源头减量的意义。参与活动的张阿姨说，无废生活就是艰苦朴素、重复利用、然后节约生活，“我们以前都是这么生活的，反而是年轻人应该过来好好学习一下。”
11月20日，北京某绿色快递点，工作人员设置了快递包装回收处，市民可以将废弃快递盒放到此处。快递员打包时，优先使用这里的包装袋。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北京限塑：起步早、标准高
北京的限塑行动起步很早。
1999年，北京颁布实施《北京市限制销售、使用塑料袋和一次性塑料餐具管理办法》，明确禁止销售和在经营中使用厚度在0.025毫米以下的塑料袋。
这个塑料袋的标准一直没有变。
2008年6月1日，全国性的“限塑令”实施，提出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同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
在今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和北京最新的“限塑10条”中，这一标准依然被沿用。
不过，由中国公益组织和环保人士共同发起的零废弃联盟曾在2018年进行了一次“十年限塑令”调研，通过搜索电商平台，他们发现塑料袋批发店铺几乎都存在售卖违规塑料袋行为，包括单层0.015mm和0.02mm的塑料袋。零废弃联盟政策主任谢新源认为，北京应当加强管理，防止外地违规一次性塑料用品流入。
北京新旧两版“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均对减塑提出了要求。
2012年版提出，单位和个人应当减少使用或者按照规定不使用一次性用品，鼓励净菜上市；2020年版提出，全市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建成区外卖（含堂食打包）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减塑和垃圾减量中走在前面。2019年，北京市副市长张家明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作报告时提出，考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禁止使用一次性物品。记者当时探访多家机关单位，发现绝大多数已经在执行。
此次发布的北京“限塑10条”中，这一项又被强化，要求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单位减少一次性中性笔等塑料办公用品使用。机关单位食堂禁止提供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杯子，各类会议不得主动提供塑料瓶装饮用水和一次性塑料杯，鼓励参会人员自带饮水杯。
责任主体过多 政策落实难
至今，塑料制品仍面临过度使用和处理困难，有诸多原因。
“最大的问题是过度浪费和使用，这是由于塑料制品带来的极端的便捷性，而且以工业文明的促销手段带来了超低价格，使得它的使用被无限放大了。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必须使用的，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国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说。
极端便利性带来了塑料制品滥用，主体过多则导致一些措施推动起来没有抓手。
比如，北京“限塑10条”鼓励外卖平台在点单环节设置“无需餐具”等选项，并给予积分等形式的奖励。鼓励外卖平台加大宣传力度，树立主动减少一次性塑料餐盒（具）使用量餐饮企业履行生态环保责任的良好形象，并通过发放平台“专属绿色优惠券”等措施引导消费者选择。
其中，“可重复利用餐盒”是很多专家认为比较好的方式，并设计了一些回收制度。比如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和押金制。
EPR制度指将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的制度。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率先确定对电器电子、汽车、铅酸蓄电池和包装物等4类产品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但在快递和外卖行业，实施起来颇有难度。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温宗国团队对于外卖行业塑料污染治理有详细研究，他们追踪了几万单外卖餐盒的去向。“EPR需要很明确知道生产者是谁，知道责任要落给谁，外卖行业特殊性在于不知道责任该落给谁，很难明确界定生产者是谁。环境责任主体实在太多了，难道说这个责任就是餐盒生产厂家的吗？”博士生张宇婷说，外卖餐盒对环境的影响是全过程的，不仅仅是丢掉餐盒这一步，前端生产、餐盒使用、废弃处置等，都存在潜在环境风险。整个过程中存在多个主体，前端生产到外卖平台，再到运输体系，哪怕是配送小哥，再到每一名消费者和后端回收企业，每个主体都应该承担责任。
孙巍的企业已经做了很多年快递循环包装。“只要产品一到用户手里面，快递箱子就被用户收走了，如果不在源头购买时收押金，丢失率非常高，大概在60%，持续不下去”。
11月14日，物美超市惠新店，有顾客购买商品时不想弄脏手，就将连卷袋当成了手套。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减塑六大行业 建议分别设置总体减量目标
针对以往塑料污染治理出现的问题和国家最新限塑政策，北京出台了“限塑10条”。
条例除了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和销售，还聚焦餐饮、外卖平台、批发零售、电商快递、住宿会展、农业生产等六大重点行业强化减塑力度，严控一次性塑料制品向自然环境泄露，“减塑”几乎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餐饮方面，到2020年底，全市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建成区外卖（含堂食打包）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建成区、景区景点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到2021年6月底，全市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咖啡搅拌棒。
批发零售方面，到2020年底，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零售业门店（含门店或电商提供的零售配送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鼓励探索逐步实施对塑料连卷袋明码标价并在商品价外单独收取塑料连卷袋价款，引导消费者减少塑料连卷袋使用量。
住宿方面，2020年5月起，全市宾馆不得主动提供六类一次性用品。到2025年底，根据实施情况逐步扩大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范围，并将实施范围扩大至乡村民宿。鼓励通过设置自助购买机、提供续充型洗洁剂等方式提供相关服务。
多个环保组织对于北京“限塑10条”评价很高，谢新源认为“这显示了北京市政府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笔触媒的姚佳认为这是“阶段性禁塑，到了2025年基本不能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谢新源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虽然明确了6大重点行业，但只针对其中部分种类一次性塑料用品提出禁限，也没有设定包含这些行业所有一次性塑料用品的总体减量目标，容易出现摁下葫芦又起瓢的现象。”谢新源说，他们2018年在北京调研200家门店，发现各类商家中虽然不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但往往采用其他种类一次性塑料替代，如采用连卷平口袋装散装生鲜、保鲜袋装熟食等。
“建立重点用塑单位报告制度是‘限塑10条’的一大亮点，但如果没有法规、规章的配套保障，或规定不够具体，就很可能会落实不到位。”谢新源说。
可降解技术已经成熟 降低成本是关键
“限塑10条”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做替代。
比如，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咖啡搅拌棒；建成区外卖（含堂食打包）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建成区、景区景点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使用可重复利用的购物袋替代不可降解塑料袋。到2025年底，建成区集贸市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我们现在提到的可降解塑料都是生物降解、全降解塑料。”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院长、中国塑协降解专委会秘书长翁云宣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此前一些厂家用“聚乙烯+石灰粉”或者掺面粉冒充可降解塑料，这种塑料裂解后危害更大。
所谓生物降解材料包括生物降解天然高分子材料如纤维素、淀粉、纸等，也包括了生物合成或化学合成得到的生物降解塑料等。
“限塑10条”提到的产品，目前都有了可降解的替代品。
“吸管有聚乳酸生物降解吸管、纸吸管等，纸吸管在星巴克已经能看到。可降解的咖啡搅拌棒很早以前就有，但以前是出口为主。浙江、安徽等某些公司生产的可降解咖啡搅拌棒，都已经过实验验证。海南、吉林有企业能够生产可降解连卷袋。”翁云宣说。
如何推广可降解塑料制品？翁云宣认为，目前主要的阻碍是成本有点高，不过随着市场规模慢慢扩大，原材料的规模也会扩大，成本应该会越来越低。“普通情况下，可降解塑料袋价格是不可降解塑料袋的两到三倍，因为目前规模小，等将来规模大了以后，成本肯定会下来一点。现在常见矿泉水瓶的制作材料，在20多年前也要两万多一吨，现在就很便宜了，有的时候七千多一吨。”
7月30日，东城区新世界家园，居民将一袋厨余垃圾投入装有破袋器的垃圾桶。破袋器会打破塑料袋，倾倒垃圾，再将塑料袋转入其他垃圾桶。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
限塑如何与垃圾分类结合？
“经过亿万年时间，地球学会了处理自己产生的废弃物，但还没有学会处理人类产生的废弃物。”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循环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认为，塑料产品成本非常低，丢弃几乎没有成本，但是回收的成本非常高。
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同样如此，虽然它们能完全降解为二氧化碳、甲烷、水，但也是有条件的。
“认为生物降解塑料在空气或使用中会降解，或者认为在任意环境中会降解，这些观点都是不对的”。翁云宣强调，可降解塑料要在温度、湿度和微生物条件适合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微生物降解，日常使用或保存期内是不会被生物降解的。因此，他建议生物降解塑料应该像传统塑料一样，能回收物理再利用的先回收再利用，不易回收或难回收的采用生物回收或化学回收。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认为，解决塑料制品污染问题，并非只有可降解制品替代这一条途径，塑料制品的回收利用也是一种途径。“技术角度来说，所有的塑料都可以回收再利用，沈阳有的工厂就在做这方面工作，建议相关部门通过政策引导或者补贴的方式推动塑料回收利用。”
目前，北京的大部分塑料制品没有得到回收。
“按照北京新的垃圾分类标准，大部分的塑料都被分入了其他垃圾，只有塑料容器，比如塑料瓶或者塑料盒，才是可回收垃圾，我们小区连塑料盒也不要。其他垃圾中的塑料大部分被焚烧，或者被填埋。焚烧其实有很大风险，如处理不当，容易导致二噁英超标。”宋国君说。
谢新源也认为限塑应该和垃圾分类结合，遵循生活垃圾管理优先序原则，按照“源头减量-重复使用-循环利用-其他方式利用（如能源化利用）-末端处置”的优先序来采取措施。
“以餐具使用为例，环境影响最小的是堂食，从源头不产生塑料垃圾；如果点外卖，则优先选择自带餐具等；如果用了一次性餐盒最好循环使用，最后才是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因为后者还是会产生大量垃圾。”谢新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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