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历史剧《大秦赋》热播，一起刷新下追剧姿势 神乐坂惠

历史迷们翘首以盼的《大秦赋》前些日子正式开播了。
作为《大秦帝国》系列的终结篇，《大秦赋》凭借豪华的演员阵容、斥巨资拍摄的战争场面、用心还原史实的服化道，在一开播就收获了一波好评。
不少观众感慨通过秦军服饰的考究就能体会到剧组的用心，从士兵到都尉将军，各级别头上的发髻和身上穿的铠甲都有明显的区别，能让人感受到作为“虎狼之国”的秦国军队纪律的森严。

而恢弘的战争场面也让观众看了不由惊呼“经费在燃烧”！气势磅礴的军阵，巨大的弩车和楼车都是那个时代的再现，排布整齐的列阵和威风凛凛的士兵也提升了观众的观剧体验，纷纷感慨“连马都在卖力表演”。

虽然也有不少人吐槽40岁的张鲁一出演12岁的嬴政有些许违和，剧中台词也时不时有些“琼瑶剧”的味道……

我愿与你浪迹天涯～
但是作为一部历史剧，《大秦赋》并没有像其他的古装剧一样，把人物的感情纠葛作为整部剧的核心，而是时刻围绕着嬴政“天下凝一”的政治理想和秦人“一统天下”的精神感召，也算得上是一部良心剧。

观众：感谢剧组没有把《大秦赋》拍成《大秦后宫》…
近些年来，观众对重大历史题材系列作品的期待也在逐渐高涨，大家越来越想看能够还原历史事实，传达历史精神的历史正剧，而不是满篇都是儿女情长的古装偶像剧。

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先生曾说，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除了种族之外，就是其独特的制度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
在面对传统官僚制度时的基本视角有三：官僚组织的理性行政、权力斗争和权益分配、知识群体及其文化传统。
作为一部万众瞩目的“历史剧”，只有深入呈现这三方面的内容，恐怕才称得上合格。
尽管很多自媒体已经赋予了《大秦赋》国产最佳历史剧等头衔，但是好不好还要你自己看了才知道，在那之前先来恶补一下历史小知识吧。
01
官僚组织效率惊人：”百代都行秦政法”
复杂的行政组织一旦演生出来，那么行政的合理化，就必然作为一种内在规则而发挥作用，比如推动人们采用科层式的分官设职架构，依照选贤任能的录用程序，严格遵循法律和充分利用文档等等。
古代政治家在“分官设职”的时候，也会逐渐体察到这些规则并日益娴熟地运用着它们。虽然这些规则也常因皇帝超越法制而狂悖专断、官贵们出于私利而要求特权等而遭到破坏，但从长时段看，它们仍是支配行政运作的基本规则之一，并构成了制度进化的动力。

压迫的另一面也体现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列国争霸中秦国后来居上，就并不全在于秦兵强悍，更在于秦国打造了一架精密而高效的行政机器，拥有训练有素的法吏和完备严明的法制。尽管秦国的青铜兵器，较之楚、燕大量使用铁兵器而相形逊色；尽管列国的将相贤材、政客辩士，也在政治舞台上展现了夺目风采；但在法制建设上，列国无法望秦之项背。
秦以前是爵本位的贵族政治，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以凝固不变的贵族身份为本，整个社会层次呈现身份性、凝固性和封闭性的特点。通过变法秦成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从分封制、宗法制和贵族制过渡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
比如中央的三公九卿制，由丞相执政，御史大夫副之，列卿分职，以变动不居的官僚品级为本，社会层次呈现出流动性、行政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可以说中国官本位的传统就起源于秦。

“全世界行官僚政治之国有四：曰德意志，曰日本，曰俄罗斯，曰中国。”——梁启超
秦国政治体制是在政治实践中自然形成的。在地方，秦始皇在统一之后决意“尺土不封”，废分封而立郡县。这时的中央政府直接面对一百多个郡国，通过郡国管理广袤的疆土和众多的子民，比后世的地方行政层次简洁得多。
自秦开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理想，终于化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现实了，这确实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
02
朕要朕觉得：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利益分配
帝国是一个等级金字塔，皇帝和各色官贵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官僚体制不仅是一个安排行政功能的架构，也是一个安排身份、分配权势的架构。
“官僚制的结构是分科分层，等级管理是通过品秩位阶实现的。第一，把官署和官职划分为不同等级类型，依法配置职能、权力和资源，以构成行政体制；第二，把官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类型，依法提供薪俸、确定待遇、赋予地位和身份，以实施人员管理。”

从理论上说，皇帝是至高无上的，集政权、法权和军权于一身，在权势和利益的分配上皇帝占大头儿。皇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也是官僚政治的权威来源和观念支柱。
秦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皇帝自称“受命于天”，利用“君权神授说”来自我神化，并建立了一系列尊君卑臣的制度，甚至皇帝的死，都必须使用与众不同的说法，如大行、殂落、晏驾、山陵崩等等。
臣吏向皇帝上书，则使用“愚憨”“粪土”“草莽”等等自称，使用“昧死言”或“顿首死罪上尚书”及“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之类语词，以显示皇帝的至高无上和臣下的卑微可怜。

【史晨前碑】2 「—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
而且秦始皇事必躬亲，“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每天批阅公文有定额，不达定额不休息。后代的皇帝，像秦始皇那么勤政的还真不算多，可秦始皇“亟役万民”，也造成了“天下苦秦”的局面。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但是君权不仅仅存在于保障其“作威作福”的制度条文之中，现实政治中的君权是动态的，其贯彻的强度和运作的空间，是受各种政治势力制约的，是君臣“博弈”而达到的动态平衡。

皇帝和官僚的权力争夺，鲁迅先生形容为，对于皇帝“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谈皇帝》
周代贵族世卿世禄，拥有重大的传统权势，这时的周天子就不好说是专制君主；战国变法中君权的强化，以削弱和打击贵族为先声。这也说明了官贵的形态及其与君主的关系是塑造君权的因素之一。
除了站在金字塔顶尖的皇帝以外，各色官贵有很多类型，如贵族、军人、文吏、士人、门阀等等，他们所来自的社会阶层不相同，其向皇帝分割权势的能力和方式也不同。不同样式的位阶，把不同官贵安排于不同地位，给其不同权益，使之按不同的标准迁升，从而对某些官贵有利，而对另一些官贵不利。
秦国时期，为强化“耕战”体制，商鞅在变法时建立了二十等军功爵制。这种制度规定，砍掉一个敌军军官的脑袋，就赐爵一级。爵级上附丽着各种特权，如授予田宅，赎罪减刑、役使庶子等；还可以享受多种与平民不同的礼遇，比如爵高一级，坟头就可以多种一棵树之类。

军爵之制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激励士气，它用功绩制冲破了宗法规则制，敞开了以“功绩”为标准的社会流动渠道，为平民提供了军工获爵、改变身份的途径，这无异于一场社会革命，而即使是宗室贵戚，若无军功也将丧失尊贵的身份，给贵族制也带来了沉重打击。
“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万民同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凭借个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缔造自己的身份地位。”
但是为此，关东列国也指责秦是“尚首功之国”。的确，帝国的崛起是建立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之上的，而且据统计，西周晚期人殉在中原大衰，在秦国反而盛行起来。秦武公从死者六十六人，秦穆公从死者百七十七人，也反映了秦文化对生命的蔑视。

03
知识分子在干嘛：”秦以刀笔吏治天下”
在传统中国，大多数时候官僚来自知识文化群体，或说士人。士人拥有古典文化知识和儒家政治理想，提供了帝国统治所需的文化知识，维系着正统意识形态；他们还发挥着制约皇权、整合社会的特殊功能，这些特殊功能使帝国体制较富弹性。

当然，士人的行为模式也不仅仅取决于其文化观念，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其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甚至演化为封闭的政治集团，例如中古时代的士族门阀。
总之，“士大夫政治”是传统中国最富特征性的现象之一。
而从战国时期开始，儒、吏开始产生分化和冲突，秦在官僚的选任上是“以吏治天下”，不用儒生文士。这跟后代以儒术为正统意识形态、注重礼教、任用士人的后代王朝，是大异其趣的。
秦所谓的“吏”的概念，跟后代是不完全一样的。宋明清的科举士大夫是“官”，处流内九品之中，九品之外不入流的胥吏称“吏”，而秦汉却是视官为“吏”的，从最卑微的佐史一直到丞相三公，都可称“吏”。
正像古人说的，“秦任刀笔之吏”。“刀笔”的“刀”是“书刀”，写错了字就用刀刮掉，其功能等于今天的橡皮或涂改液。从广义说，以刀笔文法服务于帝国的吏员，都属“文法吏”。专掌司法刑狱的“狱吏”，尤其集中地代表了“文吏政治”，代表了帝国法治，代表了君主的绝对专制。

秦文吏俑
荀子在讨论“官人百吏”的时候，还特别指出他们“不知其义，谨守其数”。这话的意思是说，“官人百吏”们不管大政、路线和道义问题，皇帝怎么说，文吏就怎么做。这倒也合乎现代文官规范，若每个文官都照自己信奉的“正义”去做，各行其是，政府就要乱套了。
士人就不同了，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还要用那理想来评价皇帝的是是非非。专制者当然更乐意政由己出了，厌恶士人们说三道四。若士人的批评惹恼了他，不妨活埋他们，烧他们的书。俯首听命的文法吏，才是富国强兵的得力工具呢。
正所谓“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这也是秦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手段。

战国士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夺目风采，遮掩了文吏群体的黯淡身影，以致今人都有看走了眼的。很多著作叙述战国官僚制发展，都只谈到士人是新式官僚的来源。然而，从战国到汉初，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担者和集中代表者，首推文法吏，而非士人。
在“王国”时代，中国就已蕴藏着专制、集权和复杂政治组织的萌芽了。战国时经济文化的繁荣，引发了剧烈政治转型。小型简单社会发展到了大型复杂社会，更复杂、更高级的管理方式呼之欲出。
秦汉行政充分利用文书档案，严格遵循法规故事，其组织架构所达到的复杂完善程度，被认为超过了同期的罗马帝国。一批训练有素的“文法吏”承担起帝国政务。君主通过郡、县、乡、里，有效统治着广袤的国土和千万小农。
汉武帝登基后决意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了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儒家的“礼治”精神开始和帝国的“法治”结合起来；“经明行修”的士人源源进入政府，与文法吏并立朝廷。士人与文法吏后来逐渐融合起来，由此确立了“士大夫政治”。
在这个时候，中华帝国初步奠定了它的“常态”。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和“士大夫政治”。

夏商周政治发展的涓涓细流，在秦汉汹涌澎湃，掀起了第一个巨大洪峰。一座权力高度集中化的等级金字塔，初具规模，矗立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了。
中国政治文化体制的连续性，几乎是举世无双的，它显示了吸收异化因素的巨大能力，历经变迁而保持着其基本特征和深层结构。
四千年的中国史，夏商周的早期国家可以说是其政治文化体制的1.0版，两千年儒教帝国可以说是其2.0的升级版。直到今天，世界这五分之一的人口，依然生活在一种独特体制之下。

本书对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作了脉络清晰的叙述，被视为关于中国古代政治进程的必备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