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职业教育或普通教育，不能简单拿分数去衡量。
超八成考生都能上大学，升高中要被淘汰近一半。上大学变得容易，上高中还有点难。
湖南省怀化市20多所民办高中的上千名学生，刚开学即面临清退风险。这些学生因中考不理想，但又不愿意去读中职，一些民办高中承诺可以办学籍，没想到今年招生指标忽然收紧。
地方教育局严抓招生指标，是为落实中考生在普通高中和职业院校上按1：1分流的政策，在国务院颁布的多个相关文件中，普遍要求保持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赞同根据国情文化，尤其是职业教育主体已经以高职教育为主的情况下，适当放宽分流比例。
当然，普职分流远远不是放宽比例这么简单。
入学中止
按怀化教育局指示，全市民办高中招收的低于普通高中最低分数线的考生都将被清退，且不能在怀化市内任何普通高中就读。
据芥末堆报道，当地一位民办高中负责人表示，粗略统计，全市21所民办高中或有上千名未达普高分数线的考生要被清退。
当地一所民办高中校长表示，以往政策没这么严，在民办校的招生指标上放得比较宽，民办校给这些未上线的学生提供了读高中的机会，但今年各民办校的招生指标突然收缩。
突发局面，让学生家长普遍不能接受，认为这等于逼着孩子去读中职。
每年中考后，“上普高有多难”这个敏感问题都会再次出现，大批初三毕业生将被分流进中职。
去年陕西省宝鸡市教育局紧急发布中考复读禁令，要求全市所有公立中学、民办初中学校、普通高中、校外培训机构严禁招收初三复读生。
禁令堵住了复读这条路，如果当地初三学生中考考砸了，就再也无法蹲班回炉重造。宝鸡市教育局回应称，确实有将没考上高中的初三毕业生向中职分流的用意。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校长马伯夷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推行的时候分属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但确实存在着高与矮的问题，分数低的学生被分流到职业学校，本身就是对职业教育的内涵理解不够。
马伯夷认为，选择职业教育或普通教育不能简单拿分数去衡量，拿分数来衡量学生是否成功，真是走上了一条使学生的视野越走越窄的路。
普职分流
落实中考生在普通高中和职业院校上按1：1分流的政策，湖南省怀化市抓起职业教育。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发布的数据，今年中职将适度增加招生，要实现中职占高中阶段42%的目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则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
其实，国家提出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模糊规定，并没有明确成一些地方简化的1：1刚性要求，已经是比较柔性的表述。
从1983年最早提出普职比大体相当，至今已快40年。初中毕业后，并不是理所当然上高中。
不过，普职比大体相当，实际上难以为继。根据《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的数据，2017年中职在校生占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为40.01%，呈继续下降趋势。
在河南、山东等地，家长重视教育，升学需求强烈，普高的比例常年在65%左右，普职比大体相当这一红线已难以坚守。
在北京、上海等地，这跟红线已经彻底跑偏。2020年北京市分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招生规模发布，普通高中招生规模60309人，职业高中招生规模6067人，普职比约10：1。
中职困境
普职比难以为继，因为不少学生家长感到担忧，担忧中职学校的办学质量。
陈志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职学生客观上是成绩较差同学的聚合，也是行为习惯偏差较大的问题学生聚集地，大量家长比较排斥。
马伯夷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目前职业教育多是学生无奈的选择，失落感加之部分中职听之任之，导致职校自身的管理难度就增大了很多。
不少中职学校也不好好办学，湖南省不久前就对一批中职违规招生行为彻查严处，通报了8起违规违纪典型案例。
经半月谈调查发现，部分民办中职学校通过违规招生发财，一来可以领到国家提供的免学费补助资金每生每年2400元，二来学费一般每学年约8000至1.5万元，三来推荐学生在企业缺工时以“顶岗实习”名义上岗收取管理费……
倒退到上世纪80年代，中招录取分数高的往往是中职、中技，而非普高。
1983年，《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等文件先后出台，职业教育多部门、多结构、多形式办学的指导方针得以明确，良好的就业前景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中学生进入中专、中技学校。
马伯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得比较健康，背后实际上有政府指挥棒的导向作用，比如干部身份、转户口。
不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各级各类教育陆续开始了体系建设，职业教育在公共资源配给、公共政策制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缺陷凸显。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进程，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专、中技学校或升级为高职高专迈入大学行列，或关闭，中职基本只剩职高为主了。
学历社会
职业教育质量下滑，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逐渐沦为今人眼中的“劣质品”。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一些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只是类别的划分，而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各方面都把它当成是低人一等的教育，这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受歧视的何止中职，按理说硕士学历已经够高了，但带有“职业化”成分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今年频频在就业市场中受限制，而且严格区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往往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
前不久，统招非全日制研究生在参加内蒙古鄂尔多斯古杭锦旗和准格尔旗的教师招聘时，被“学历不符，非全日制学历”的理由拒绝。
陈志文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学历评价在中国根深蒂固，各级部门都这样评价人才。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考不上大学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大家自然不想读中职，而是希望读普高，继而上大学。
我国高考录取率已经从1977年高考恢复时的5%，逐步飙升到现在的80%以上。只要参加高考，超过八成的考生都能上大学。
比较起来，反而是考不上大学难，考上高中难。在学历社会的驱使下，中考竞争越来越激烈。
今年湖南怀化一般普通高中录取线为557分，有人吐槽说，低于557分都上不了高中，怀化市的教育真的是好呀！
高分通胀是普遍现象，今年北京中考580分以上的考生创造了纪录，上海中考数学成绩在136分以上的人数几乎逼近所有考生的一半。
坚守红线？
读普通高中的需求如此强烈，普职分流的红线已难坚守，那是否还有必要坚持？
陈志文赞同适当放宽分流比例，不过更想提醒家长，很多孩子考不上普高，根本原因就是不好好学习，那么是否还适合在追求文凭的这条道路上狂奔？为什么不早点考虑职业教育？
目前基础教育基本上是学习英美，表扬肯定过多，排斥难度与筛选、过早分流。从小学到中考，成绩上看普遍都是优秀学生、高分学生，让更多家长容易产生错觉，一门心思走精英之路。
陈志文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的模式可能更适合中国。从小学毕业就通过考试等方式适当定位分流，而不是全部涌入最后。
新加坡是把普职分流教育做得“露骨”的国家。从1980年开始，新加坡的学生会在三年级末和小升初时通过考试进行分流，在很小的年龄就被分配好了未来的社会角色。
从小对学生进行分流，把天才儿童和落后儿童分班教学、区别对待，这是1978年李光耀推动成立教育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
那么分流后呢？职业教育如何保证与普通教育同等的教育质量？如今，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正在加强打通培养的渠道。
目前教育部针对中职、高职、职业本科乃至以后的职业硕士的培养路径做了梳理，职业教育一体化已经在结构上逐步完善。
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马伯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外发达国家多数学生首先选择在职业学校学习，背后是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实现了融通，职校学生有接受普通教育的转换渠道。我们现在这两条路还没有打通，目前更需要的是打通这个渠道。
马伯夷认为，我们最怕的事就是拿分数来决定人的一生。有的孩子一直在高分上阔步高歌直至状元榜眼然而一毕业目标茫然，有的学生自暴自弃上职校也非兴趣最后勉强找到一个混饭吃的岗位，这真不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教育一定要有针对性，要让不同的孩子都能在成长过程中看得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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